厩猴信仰是指在马厩里畜猴或放置头骨等猴身体的一部分，或在拴马桩等处塑猴或画猴，以期为马祛病消灾的一种民间信仰。换言之，就是认为马厩畜猴能够治马的病，猴是马的保护神。具体表现在物或图像上，就是猴与马同时出现，其中猴或戏马，或牵马。今日本茨城县稻敷市阿波的大杉神社境内有一座胜马神社，其源头可追溯至862年设立的旨在守护官营马场马匹的马枥社。胜马神社内有马和猴的石像各一尊，猴手中牵着马缰绳，可以说是厩猴信仰的具体体现。神社附近有日本中央竞马会的美浦训练中心，所以经常会有赛马从业人员或赛马爱好者前来参拜。
厩猴信仰存在的前提条件是猴与马均已出现在日本，猴显然满足这一条件，那马又如何呢?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以下称“《魏志倭人传》”)记载，日本“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如果此说可信，那么可以认为，在《魏志倭人传》成书的公元3世纪末之前，马尚未传至日本。在西中川骏等人运用现代手段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并未发现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的马骨a。野泽谦基于日本的马具、埴轮马等的出土多集中在5世纪(属于古坟时代)以后这一事实，通过测定不同马种的血液蛋白并进行遗传学比较，指出日本的马属于古坟时代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的蒙古系马。而由下文的论述可知，同一时期印度和中国早已存在厩猴信仰，因此该信仰属于日本原发信仰的可能性较小，而由印度或中国传入的可能性较大。
关于印度方面猴与马复合形象的早期案例，广中智之引东晋法显译印度《摩诃僧祇律》卷四的相关记载，“是猕猴转大，王爱意遂尽，即敕左右，令系马槽柱”，称其为印度“养在马厩的猴子”的例证。然而，此例中猴子被拴在马厩具有偶然性，不能证明是习俗使然，且并未涉及猴治马病等相关内容。其后的印度文献中较早地明确提到此类内容的是《五卷书》，其中有“马身受火烧，痛得受不了;涂上猴油痛就止，正如太阳东升黑暗消”的说法。关于《五卷书》的成书时间，金克木指出:“印度有几种传本，最早的可能上溯到公元2〜3世纪，最晚的梵语本是12世纪编订的。”也就是说，印度厩猴信仰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至公元2〜3世纪。
关于中国厩猴信仰的文献记录，广中智之认为东汉王延寿的《王孙赋》是较早的，其依据在于其中有“归锁系于庭厩，观者吸呷而忘疲”的描述。该观点的问题在于，这里的“庭厩”中是否有马等家畜并不明确，不能确定是马厩，因而不能成为猴治马病的确凿文献证据。相较之下，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三中郭璞通过形似猿的动物让将军赵固的爱马起死回生的故事说得更明确。虽然志怪小说的可信度有待商榷，但至少说明了猴治马病这一观念的存在。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搜神后记》卷二和《晋书》卷七二《郭璞列传》，区别只是救马者“似猴”而不“似猿”。张长海列出了一批更早、更有利的证据，那就是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等出土文物，如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画像石、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等东汉(25-220)晚期墓葬均可见猴子和马同时出现在马厩中的形象。也就是说，至迟在2世纪末或3世纪初，中国已存在马厩畜猴治马病的信仰。这一时间与印度《五卷书》成书时间的上限基本相同。此外，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约成书于6世纪30至40年代)卷六云:“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至于猴治马病的最具艺术性的表达，则非《西游记》中的“弼马温”(谐音为“避马瘟”)莫属。按照姜荣刚的说法，是《西游记》作者对传统猴马民俗进行创造性发挥和借鉴的结果。
这里暂时搁置厩猴信仰究竟起源于印度还是中国的争论，转而从对日传播的现实可能性的视角加以论述。日本和印度交流史上的代表性事件当属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属于两国间的直接交流，因为佛教是经中国和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的，这也是古代日本对外交流的主要路径。相较之下，古代日印之间的直接交流在交通等方面存在更多困难。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可以举出736年菩提仟那到日本弘扬佛法，而此时距离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已经106年，距离日本派出第一批遣隋使更是过去了130年左右。虽然遣隋使和遣唐使也面临重重困难，九死一生，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日交流较日印交流要相对容易，交流频度和规模也远胜后者。因此，笔者认为，厩猴信仰由中国传入(不排除再经朝鲜半岛)的可能性更大，即使起源于印度，也不一定是从印度直接传至日本的，而极有可能经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至于其时间的上限，最早可能在前文所述的5世纪，即随马同时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
2013年5月，冈山大学埋藏文化财调查研究中心宣布，从冈山市鹿田遗址奈良时代末期(8世纪后半叶)的水井遗址中出土了2件绘马，其中1件画有猴子牵马的形象，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日本最早的猴子和马同时出现的绘马。这意味着，至迟在8世纪后半叶，日本已存在猴子是马的保护神的信仰。
由上可知，日本的厩猴信仰最早可能在5世纪(属于古坟时代)以后由中国经朝鲜半岛随马同时传入，最晚则在8世纪后半叶的奈良时代末期已经存在。抛开起源问题不论，其相关环节充满诸多中国元素，在传播路径上显示出由中国传入(不排除经朝鲜半岛)的较大现实可能性。此外，邢义田认为，除了猴治马病，汉代画像石的猴马复合形象已经包含人们希望“马上封侯”这一寓意。所以日本的厩猴信仰如确系经由中国传入，则应是只传入了猴治马病这一信仰，而舍弃掉了“马上封侯”的寓意。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封侯”的谐音只在中文里讲得通。这反映出日本在引进外来文化时根据本国情况进行了相应的取舍，这也是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典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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