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左二）被授予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年度艺术家”称号；叶小钢作曲的芭蕾舞剧《红楼梦》剧照；瞿小松歌剧《俄狄浦斯之死》剧照；谭盾指挥其音像剧《武侠三部曲》
文 | 张听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7/78级的毕业生如今基本都是音乐界的风云人物，正如10月4日指挥家余隆授予刘索拉第二十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年度艺术家”称号时所讲：“他们改变了中国音乐史的进程。”这些人的创造力及作品的生命力之旺盛，这个“十一”假期的北京便可作为一缩影。10月5日、6日，刘索拉的交响舞曲《大闹天宫》与瞿小松的歌剧《俄狄浦斯之死》“背靠背”上演，谭盾的专场音乐会“武侠三部曲”亦在6日举行。与此同时，叶小钢作曲的芭蕾舞剧《红楼梦》在天桥剧场一口气连演十场，郭文景假期里正在为他的管弦乐新作《众志成城》10月9日的首演排练。上个月底，陈其钢发布了新书《悲喜同源》，斯图加特室内乐团9月24日于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了他的《走西口》......凡此种种，让人不禁心生好奇：是什么让他们的创作生命力始终如此旺盛？77/78级缔造“天团”神话在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历史上，1977年恢复高考，以音乐考试方式选拔学生成为转折点。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央音乐学院77/78级临时扩大招生、放宽政审条件等创新与变革举措更是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其中，尤以作曲系扩招比例最大，史称“77/78级”，他们中有郭文景、谭盾、瞿小松、叶小钢、陈其钢、刘索拉、周龙、陈怡……这些学生虽然构成来源复杂多样，但具有相同的精神特质、共同或近似的艺术追求，因此被视为一个大的群体，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已经是一个现象级存在。1977年11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问题的通知》（此时中央音乐学院仍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一名）并下达招生计划：28个专业，总计招收105名学生。最终报考人数达到空前的17285人。这批衣着简陋、目光热切的年轻人中许多人的乐感、演奏技巧和乐曲表现能力极好，但限于名额，录取比例仅为0.6%。作曲系青年教师，后来成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人民音乐》主编的李西安被派往上海招考，考点设在上海音乐学院。考生中报考作曲系的有400多人，时年19岁、充满活力的湖南考生谭盾给李西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考试分笔试和复试（面试）两轮，笔试题目除视唱练耳外还包括作曲：给几个音，写一个乐段；给歌词，为其谱曲。来自东北的考生林德虹将乐段写成了一部完整的奏鸣曲，包括主题、副题、过渡、结束等，而且仔细标明乐器；而谭盾谱写的歌是一个四部合唱。经过复试，叶小钢、谭盾、陈其钢、胡咏言、金月苓、林德虹等10人被选出。在北京，各地入选考生的资料被提交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全体老师参加的汇总会上，面对禀赋、才华出众的入选考生，老师们不忍取舍，有人动议申请增加名额。1977年12月11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最终作曲系招生由原定的10个名额，增加到36个，成为扩招比例最高的系。叶小钢、谭盾等上海地区10名入选考生全被录取。由于上述复杂的变化过程，1977年招收的学生到1978年4月才入学报到（当时学院已恢复“中央音乐学院”名称），春季招收的第二批学生10月入学，所以这一批学生被统称为77/78级。这一代作曲家在历史的转折中成长成熟，具有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改革开放、西方文化思潮迅疾涌入的背景下，他们以跨越中西、多元融汇的艺术创作串联起中国现代音乐的重要环链，其形式特征一度被归类为“新潮音乐”。郭文景的《蜀道难》、谭盾的《风雅颂》、叶小钢的《地平线》等是其中的代表作。他们与世界音乐艺术擅变的大趋势同向，不断变法求新，终在中国当代音乐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共同缔造了中央音乐学院77/78级神话。上海四重奏演奏谭盾《风雅颂》之“颂”
前行？归隐？回顾？后现代？四十年来，他们佳作频出，屡屡突破自我，在国内外重要的音乐厅留下了异彩纷呈的首首佳作。这些作曲家如今近况如何，又将作何展望？9月28日，叶小钢的芭蕾舞剧《红楼梦》在天桥剧场演出。在这些同学中，他的作品应该是在中国上演率最高的。关于《红楼梦》，叶小钢也是“反复增删，几易其稿”，这一版在一些段落结构与配器上又与此前有了些不同。明年，叶小钢将倾心创作《12首钢琴前奏曲》，致敬历史上用这一体裁创作的伟大作曲家，运用其自身独有的作曲技术与理念，融合中国音乐材料、文化精神和美学思想，创作12首富有灵感的、具有高度个性的、体现时代精神的钢琴音乐新作。同时，他的钢琴协奏曲《长江》《马林巴协奏曲》也将上演。除了叶小钢，作品在国内上演率较高的还有郭文景。谈到10月9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管弦乐《众志成城》，郭文景介绍，这部作品意在表现中国人民的坚强和乐观，表现了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我的立足点是人民，这一两年的主旋律作品很多，但我觉得对于人民的书写与讴歌还不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中国人民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如今，郭文景正在为中央音乐学院在卡内基的一场音乐会写一首女高音与乐队的管弦乐作品，文本是他喜爱的海子的诗歌。刘索拉交响舞曲《大闹天宫》在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刘索拉呕心沥血，竟在重病之后写出人生第一部管弦乐作品《大闹天宫》。“一场重病让我卧床4年，今年年初才渐渐好转。最绝望的时候，我做不了音乐，也做不了文学，我什么都做不了，每天苟延残喘。但在我遭遇生命危机的时候，我的医生跟我说，我的大脑还很健全，还像年轻人一样活跃，身体有恢复的希望，因为大脑指挥身体，所以我尝试着开始创作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庆祝生命的作品。”如今大病初愈后的刘索拉在创作中继续突破自己，并依旧保持着理想主义，乐观前行。 谭盾的音乐创作在今日甚至逐步后现代化。李诗原《谭盾音乐与后现代主义》与刘彦玲的《从“困惑”出发谈谭盾——浪漫主义作者与（后）现代主义下的乐思》这两篇相距25年的文章都具体阐释了作曲家的这一特点。视角主义、相对主义这些灵活多变的后现代主义观念正是后现代的重要特质。谭盾表示：“我一直在改变，天天都在变，那是因为我的兴趣是哲学、美学及文化学，尤其是国际当下文化的趋势和人类思想的走向，是我天天都研究的。引领思想的世界潮流，是我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期盼。而我的作曲、指挥及视觉艺术，是我在这方面的感言。我一直研究宗教，《慈悲颂》《Water Passion：马太受难曲》《有机三部曲》等都源于对宗教的思考。两个月前我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合作首演了《自然安魂曲》。明年，我创作了12年却一直没有完成的世界人类学交响曲《声音的河流》将在全球首演。”谭盾近年来活跃在指挥台上，作为指挥家的他表示，“我的榜样是马勒、伯恩斯坦和布列兹。我想比他们做得更好。”对宗教探索更深入的显然还有瞿小松。如今，音乐创作在瞿小松的生活中已经不再是头等大事。很多人都觉得瞿小松已然归隐，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他始终在创作。疫情期间，他完成一部新书的书稿，将寻找出版可能。10月6日，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经过三年酝酿推出的北京首届室内歌剧节以瞿小松的独幕歌剧《俄狄浦斯之死》开幕。瞿小松歌剧《俄狄浦斯之死》剧照 王一丹/摄瞿小松介绍，他的交响合唱《母亲》作于2020年，这是一部有感而发、在没有确定作曲委约的情况下完成的作品。他的第五部歌剧的构想已经成熟，一部四十分钟左右的中国乐器（乐队）与独唱女高音的作品也在孕育中，近期将与香港中乐团沟通，在确定委约及首演日期后尽快动笔。同样处于半隐居状态的还有陈其钢。9月23日下午，2023上海音乐节驻节作曲家座谈会“会面陈其钢”活动在上音歌剧院管弦排练厅举行，活动海报上赫然五个大字“陈其钢出山”。陈其钢肺有隐疾，身体虚弱。这一趟下山，他下了很大决心。见到学生们，陈其钢缓缓开口：“我是冒着风险来和大家交流的。”1991年，陈其钢第一次去上音讲学，作曲系为他的到来停课一周，如今他的讲座依然被学生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陈其钢不但乐于披露别人的故事，也将自己的故事付诸文字。今年10月，陈其钢整理、回顾自我的《悲喜同源》由三联书店付梓出版，他大胆披露自己的所历所见。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授蒲方认为：“77/78级的作曲家如今大多更成熟稳重，更倾向于社会。随着他们自己年龄的成长，那种出新叛逆的性格早在十年前就逐步消减了，这其中社会的发展、现实的压力、自身的成长都产生了作用。但当初的反叛精神、自我个性体现仍然在作用。”缘何如今仍活跃在一线才华显然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郭文景认为，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造就了这一批作曲家的独特性，让他们的作品至今常演不衰。“首先当然是出众的才华，‘文革’十年没有招生，这相当于把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十个年级最优秀的学生每级挑一两个放到一个班里面。其次是我们这一批人都有着很丰富的音乐实践经验，我在重庆歌舞团演奏第一小提琴并做一些配器工作，瞿小松、陈怡也都在院团里拉小提琴，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作品到最后我演出都不用带分谱了，我连大提琴的分谱都背得出。”说着，郭文景把大提琴分谱在电话里唱了一遍，与原谱分毫不差。而谈到他们音乐的生命力，郭文景认为：“中国戏曲对我歌剧的创作影响巨大，我们这批作曲家多数都对传统音乐热爱并加以研究，尽管很多人出国留学，但真正被国外改造的人很少。时至今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变，我现在还记得那时隔壁琴房叶小钢的音乐，那种才气现在依旧。我们还是我们。”而说起这一群人如今的成就，刘索拉说：“才华是一个因素，更是时代造就了我们。”同样，蒲方也强调音乐接受史的重要性：“作品创作出来要经过很多年的展示。一部专业音乐作品（流行音乐除外）得到社会认可至少三十至五十年，中国社会对音乐的接纳有很多层圈，反映到社会较为显眼的层圈就要等上很多年。即便是作品最终没出来，但作曲家也可能会出来，当然每位作曲家的机遇不同。有的通过担任业界领导，有的成为重大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还有获大奖等。中国音乐市场（专业音乐市场）在新千年后逐步成熟，在国家政府的加持下，大量专业音乐作品得到推广。”改革开放赋予艺术界“新潮一代”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他们成长的年代以及经历常常是重要的创作根源，让很多的后辈羡慕不已。此后，有很多代作曲家出现，有部分作曲家继承了他们对音乐创作个性自由表达的精神，也有很多人不屑这些，走着其他更适宜生存的创作道路。一位青年作曲家表示：“对于委约方来说，名气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大型作品的委约，在国外也是如此，德国有太多人比沃尔夫冈·里姆写得好，而他如今仍然是现代音乐的‘明星’。”听完《俄狄浦斯之死》，和另一位青年作曲家聊天。他谈到中国年轻一代的作曲家缺乏“叛逆精神”，很多学生以模仿老师、更像老师为荣，最终只能成为东施效颦的低配版“某某某”，而缺少“新潮一代”彼时那种打破规则的生猛劲儿，这样永远难走出来。而另一方面，像作曲家潘德列茨基那样在晚期选择了风格转向，从而让青年作曲家获得更多机会的情况，在中国并不常见。这位青年作曲家表示：“我国的官方与民间赞助制度更倾向于赞助知名作曲家。而在以波兰为例的西方，这样的赞助会更多向青年人倾斜。同样，我们缺少经纪人推广作曲家的作品，这方面的体系在日韩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的作品推广体系的非音乐因素虽然更加复杂，但不够体系化。”陈其钢在自传里写道：“谭盾的天马行空，叶小钢的信手拈来，郭文景的横冲直撞，瞿小松的‘装神弄鬼’，刘索拉的跨界跳脱……我很早就明白，人生没有后悔药，每当选择出现的时候，我选择最喜欢做的事，而不选择最安全的事。即便选择错了，也是丰富多彩的经历。”这是这一代人的选择，他们有能力、有条件、有胆识去选择，这样的选择让他们的音乐与生活形貌各异，但都多姿多彩。- THE END -版权声明：本文由艺术留学网整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