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元代曲家的地理分布，对于元曲研究及文学地理研究的深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元代曲家的地理分布呈现较强的区域性，北方集中于元中书省所辖腹里地区，南方集中于江浙行省及其周边地区，北方曲家多于南方。
这种分布态势与元代文人、诗人、词人之间存在差异。从曲家动态流动来看，元代天下一统，出现了南北曲家的交流融合。元代曲家的地理分布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密切相关，体现在大都、真定、东平、平阳、杭州等地。
一、元代曲家的群体特征1、元代曲家的地理分布元代曲家的地理分布不均衡，呈现较强的区域性，主要分布在今华东地区、华北地区以及华中地区。对应元代行政区划，曲家主要分布于江浙行省、中书省、河南江北行省以及江西行省。
对应到今天的行政区划，曲家较多的省份浙江、河北、北京、山东、山西、河南总数达到了114人，占比约77%，几乎占据了总数的五分之四。
而湖南、安徽、陕西、福建、湖北、辽宁的总数为11人，尚不及山西等一个省的数量。还有内蒙古、广西、广东等尚无曲家分布，说明元曲这种文学样式尚未普及到全国各地。
北方地区以北京市及河北省附近的山东、山西、河南为主，南方地区以浙江省周边的江苏、江西、上海为主。曲家数量在平均数以上的省份中，浙江以绝对优势占据首位，其余均为北方省份。
总体而言，元曲家北方为多，河北、北京、山东、山西均名列前茅。浙江虽然以31人位列第一，但作家多属于元代后期，反映出在后期元曲南移的情况。
元代曲家分布区域之间可以“连点成线”，呈现出“燕赵地区—三晋地区—齐鲁地区—吴越地区”这一曲折蜿蜒，大致南北走向的文化轴线。这与著名的胡焕庸线吻合，曲家分布与自然地理及人口密度存在相关。
元代曲家主要分布在元中书省所辖腹里地区和故宋都城临安周边地区，前者主要集中在今河北、北京、山东、山西、河南，后者主要集中在今浙江、江苏、江西和上海。北方多杂剧作家，而南方多散曲作家。总体上，北方的曲家数量远超南方。
2、元代曲家的仕宦情况
元代散曲作家与剧曲作家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仅就仕宦经历而言，散曲作家比剧曲作家所占比例略高，但散曲作家的职位明显高于剧曲作家，甚至不乏达官显宦。
元代文人面临与宋金很不一样的处境，其仕进之路，武官赖世袭，文职则以荫补为主，制举、保举为辅。世袭和荫补以主要看的是家庭背景，即所谓“根脚”，与学问无关。
功勋卓著的蒙古、色目、汉人家庭，便属于“大根脚”，世代享有荫袭特权，这类人垄断了绝大部分五品以上的职位。
在仕途艰难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众多文人流向下层官吏，甚至于混迹于勾栏瓦肆之间，谋求生路。这就是导致元代剧曲作家社会地位地下的原因。这些文人致力于杂剧创作，极大地提升了元杂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平。
此外，散曲和剧曲的功能存在差异，剧曲的主要功能是商业演出，偏重演好故事而非抒发一己之情，士大夫文人特别是上层官吏自然较少涉及。
而散曲句式灵活多变，又具有很好的抒情功能，可用于文人表情达意，甚至唱和交际。特别是后期的雅化之曲，格调已经近于诗词。
3、元代曲家的民族特点
元代曲家的民族构成较为丰富，少数民族作者所占比例远高于《全元文》《全元诗》，这与曲的文体特点有关。少数民族曲家的创作，显示出不同与汉族文人的特点，为元曲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元代少数民族曲家中散曲作家所占比例较高，民族构成较为丰富，民族特点在其散曲创作中得到了凸显。少数民族曲家与汉族曲家的散曲在内容和风格上存在一些差异。
少数民族曲家性格多洒脱奔放，加之礼法较为松弛，因而比汉族曲家更为大胆，敢于评论甚至批判历史。他们的观点奇特，不同于通常的评价。
少数民族曲家的散曲不仅以俗语陈情，还洒脱抒怀、大胆论史，表现出不同于汉族曲家的创作特点。这些曲家虽以汉文化进行创作，但其作品的思想倾向与情感表达却并非全然“汉化”，而是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性格特点与文化特质。
总之，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元曲创作，丰富了元代曲家的民族构成以及元曲的创作风格，为元曲的发展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二、元代曲家地理分布格局1、北方曲家地理分布
元代北方地区的曲家主要分布在中书省所辖的腹里地区，较为集中地分布在燕赵地区的大都、真定，齐鲁地区的东平、三晋地区的平阳，形成了几个分布重心。
“元剧之盛，首推大都”，除本土曲家外，大都浓厚的戏曲氛围还吸引了包括关汉卿在内的很多著名曲家聚集在大都，进行戏曲创作。
北杂剧的很多著名演员珠帘秀、顺时秀等也经常在大都演出。观众、曲家、演员加之作为演出场所的勾栏瓦舍一应俱全，大都成为元代的一个戏曲中心。
在山东省内部，东平和济南的曲家最多，特别是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堪称元代又一个戏曲中心。这种分布特征的形成，与山东特别是东平的地理位置、历史环境、文化传统以及交通条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东平能成为戏曲兴盛地区之一，与当地的文化艺术积淀不无关系。金太常乐是礼治的象征，驻留东平十余年，得到了集中保存，并且发展成为了元宫廷音乐。
元代曲家今属山西省的有13位，平阳、太原两地曲家数量占山西曲家的半数以上，且均为代表性的优秀曲家。这种分布特征的形成，与山西的地域文化特别是戏曲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北宋以来，河东的平阳地区是诸宫调这种艺术形式的发源地。诸宫调对北方杂剧的产生了重要影响，其重要艺术手段也都为元杂剧所吸收。可以说，诸宫调不仅为后世的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2、南方曲家地理分布
元灭南宋，兵临城下，奉表出降，杭州城基本没有遭受大的兵火破坏，战后不久便恢复了往日的繁荣。由于南方景色宜人，经济富庶，文化兴盛，吸引了大批北方人南下，大批元曲家与演员聚集于此，杭州成为后期元杂剧的活动中心。
聚集在杭州的元曲家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北方曲家南移杭州者，二是受北方曲家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南方曲家，在杭州城献艺的杂剧演员亦属此类情况。
总之，杭州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为元杂剧的流行打下了基础，加之曲家和演员的南迁，共同促成了元杂剧在杭州的繁荣。随着南戏在江浙地区的兴盛，元杂剧即将完成艺术使命，在杭州逐步走向衰落。
元代南方曲家主要分布于吴越文化区的杭州及其周边地区，这种分布特征与政治变局下北人大规模南下的社会现象有关。南北曲家在杭州交流融合，这也体现了元代曲家动态流动的特点。
三、雅俗视角下的散曲家1、元代雅俗双栖作家作品
姚燧的诗词和散曲作品，涉及赠答（唱和）、咏怀（感怀）、咏物、纪行（记游）、写景、宴饮、恋情等诸多题材。其中，姚燧的诗以赠答、咏怀、咏物、题画、挽诗和纪行类较多，词多赠答、咏怀和咏物之作，而散曲则以咏怀和恋情作品为主。
姚燧创作时在文体方面有所选择，这体现了其文体意识。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不同文体的功用以及审美倾向有关。
文人士大夫多以雅文学交流唱和，故姚燧的赠答之作以诗词为主，散曲仅有中吕·普天乐一首送别小令。风情曲直白浅露，不登大雅之堂，故而以曲书之。
姚燧基于雅俗不同文体的功能特点，根据题材类型选择了不同文体进行创作，因此其诗词和散曲在题材方面有所不同。
同是书写爱情的作品，姚燧的词曲风格有较大差异。通观雅俗不同文体创作，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姚燧。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的背后蕴藏着作家的个性气质与人格精神。
姚燧在创作时能较好地融合诗词之文与散曲之俗，既有清新雅致的语辞，也有灵活多变的句式，雅俗融通，浑然天成。其散曲既有文人士大夫诗词创作的典雅之美，也不乏市井生活的通俗之趣，可谓“文而不文、俗而不俗”。
姚燧是元代雅俗双栖的代表性作家，他创作时根据雅俗不同文体的功能特点，在题材类型方面有所选择。其散曲和诗词在主题和风格方面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显著区别。
2、元散曲风格流变研究
在雅俗关系上，元散曲的发展经历了复杂多变的过程。早期的散曲家为由金入元的文人，如元好问、商挺、白朴等人，从曲牌上看，他们的散曲与词作存在渊源关系，从押韵与文学精神看，又存在由词到曲的嬗变。
散曲体式确立以后，发展到元代后期，日益追求形式美，雅化倾向明显，与诗词的区别变小。
徐再思的散曲涉及爱情、咏怀、宴饮、写景、咏物、赠答、纪行记游、咏史怀古以及与歌妓有关的创作几大类型。
在作品题材方面，徐再思不仅传承了散曲以“写情”和“抒怀”为多的传统，还以曲咏史怀古、纪行、赠答，类型多样，应用广泛。与前期曲家相比，其散曲的题材范围有所改变。
徐再思的散曲里，已经少见这样充满民间气息的作品了，散曲发展到后期，曲家在创作题材上有所选择，随着传统诗词题材越来越多地进入散曲，民间俗曲的地盘有所萎缩。
将徐再思的散曲与前期曲家的作品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徐再思的散曲在题材上有所增损，虽然不乏赠答、纪行记游以及咏史怀古等诗词常有的类型，但前期散曲中充满民间气息的作品已经不见。
在语言上，无论是恋情曲还是咏怀曲，常炼俗为雅，虽不乏通俗之语，但大多神似诗词。因此，以徐再思为代表的后期曲家，其散曲的创作题材与散曲风格的流变趋势一致，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逐渐向诗词靠拢而趋于雅化。
总结元代曲家的地理分布与其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身份又对创作的雅俗倾向产生影响。归根结底，这是由元曲的文体特点决定的。北曲与北方少数民族密切相关，其文化特征特别是音乐风格深刻地影响着元曲的产生发展。
正因北曲起源于“武夫马上之歌”而“浅俗”，与之相应，创作主体即曲家的地位不会太高。因此，元代曲家的地理分布，身份特征以及创作的雅俗倾向三个方面看似各自独立，实则相互影响，彼此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可以窥见元代曲家的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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