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业已逝去的时代之光明，
\r\r是依旧照亮虚幻此岸的星辰……
\r\r——丁尼生《致维吉尔》
\r\r 1\r\r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Publius Vergilius Maro），通称维吉尔（Virgil）1 ，古罗马诗人，欧洲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作家之一。古典时代晚期的教父尊之为基督教的先知，2 现代学者称其为“西方之父”。3 两千余年来，除古希腊诗人荷马，似乎还没有另一位欧洲作家享有如此盛誉。
\r\r公元前70年10月15日，维吉尔出生于罗马共和国山内高卢行省的一座偏远小镇，曼图亚附近的安德斯。4 据古代文献记载，其父出身寒微，做过仆役、陶工，后来靠经营林业和养蜂致富并拥有了自己的田产。5 维吉尔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曾先后在克雷莫纳（Cremona）和梅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今米兰）负笈求学。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罗马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的多事之秋。大约在十七八岁时，维吉尔赴罗马学习修辞学、医学和天文学，当时“前三雄”同盟已经解体，克拉苏在亚洲战场兵败殒命，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公元前48年，经反复角逐，恺撒战胜庞培，独揽大权。前44年，恺撒被共和派议员布鲁图斯等人刺杀身亡，为争夺权力，恺撒义子屋大维和马克·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雄”，与代表世家旧族利益的共和派重新展开较量。前42年，屋大维和安东尼挥师东进，在马其顿境内的腓力比击溃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组建的军队，彻底战胜了极力维护共和政体的贵族集团。为安置退伍的士兵，当权者不顾战乱和饥荒造成的灾难，下令在本已凋敝不堪的乡村强征土地，使大量自耕农沦为境遇悲惨的佃户。据说维吉尔之父遗留的田产也被没收，后经友人斡旋，他又重新获得了土地。6 这一时期，维吉尔已着手《牧歌》的写作。政治家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公元前76—4）是发现维吉尔诗才的有识之士，维吉尔失地复得，可能有赖波利奥多费周章，故诗人在作品中一再对其表达感激的心情7 。因为《牧歌》的面世，诗人声誉鹊起，由此得到屋大维及其幕僚梅塞纳斯（Gaius Maecenas，？—公元前8）的庇护和资助，成为梅塞纳斯周边文人圈子的主要成员8 。其后，维吉尔长住意大利南部的坎帕尼亚地区，师从伊壁鸠鲁派学者西罗（Siro，生卒年不详）研修哲学。他为人落落寡合，很少前往罗马，但与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交谊甚笃，两人曾同游布伦迪修姆（Brundisium，今布林迪西）9 。从公元前36年开始，维吉尔致力于《农事诗》（Georgica）的创作，历时七载，公元前29年杀青。此时，屋大维已翦灭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势力，为实现其个人独裁扫平了障碍。随着内战的终结，年轻的“元首”刻意树立其仁爱慈恺的明君形象，他一反昔日的暴戾作风，对怀有二心的臣僚采取了宽赦的政策，并且亟欲重整社会纲纪，试图通过立法和教化矫正颓败的道德风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维吉尔开始从事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s）的写作，虽然这部巨著的内涵远远超越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但新秩序的建立和屋大维的支持无疑为诗人实现其文学创作的宏大抱负提供了重要契机。10 公元前19年，为收集写作素材，维吉尔前往希腊和小亚细亚寻访古代遗迹。他在雅典觐见了已加冕为“奥古斯都”的屋大维，回国前游历墨伽拉，罹患热病，返回布伦迪修姆后，于同年9月21日逝世。他的骨灰被安葬于那不勒斯城郊，墓碑上镌有如下铭文，相传为诗人亲自撰写：
\r\r曼图亚生育了我，卡拉布里亚夺去我的生命，如今帕忒诺佩又将我收留。我曾讴歌牧场、田园和领袖。11
\r\r据古代传记作家记述，维吉尔身材颀长，皮肤黝黑，外貌酷似“农夫”。12 因体弱多病，天性腼腆，诗人生前虽负有盛名，但处事谦慎且不善交游。维吉尔终生未娶，有二弟，俱早夭，因此他将自己的大宗遗产捐赠给了奥古斯都和梅塞纳斯，13 其余部分留给了他的亲友。
\r\r维吉尔生活在罗马从共和制向帝制过渡的时代，五十一载的短促生涯，有十六年在内战中度过，既经历了社会动乱的深重苦难，也目睹了国家复兴的远大前程。他的三部主要作品，《牧歌》写作于群雄争霸、律令废弛的动荡岁月，《农事诗》完成于人心惶惶的休战时期，《埃涅阿斯纪》始创于屋大维挫败政敌、克成帝业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其成名作《牧歌》中，诗人控诉了战乱给民众造成的痛苦，流露出弥漫罗马社会的悲观情绪，同时也描绘了自然和谐的田园生活并表达了对升平盛世的憧憬。他的第二部作品《农事诗》是应梅塞纳斯的约请，为推行屋大维振兴农业的政策而写作的教谕诗，共四卷，分别涉及农耕、园艺、畜牧、养蜂等各类农事活动，并贯穿了哲理的思考和道德的教诲。他的代表作《埃涅阿斯纪》是一部讴歌罗马建国历史的大型史诗，十二卷，九千余行，讲述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国破家亡后飘零异域，历经磨难，最终到达意大利并重建邦国的英雄业绩。这一作品被誉为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文人史诗”，诗人将神话和史实相结合，编织出时空纵横、波澜壮阔的恢弘画卷。罗马建国的艰苦历程、帝国的光荣与梦想以及主人公埃涅阿斯虔诚、仁爱、勇敢、自制，尤其是“知命而为”、“克尽厥职”的品格，对欧洲民族的身份认同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曾产生重要影响。14 另一方面，史诗的复杂结构和深邃内涵，又为这部巨著提供了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使之成为一部历时千载仍为世人不断研读、反复讨论的不朽之作。诗人为写作《埃涅阿斯纪》耗尽了生命中最后十年时光，临终之际仍未定稿。据说他曾要求友人将诗稿焚毁，但屋大维诏令对史诗“略作订正”后公之于世。维吉尔的文学创作，体现为主题、体裁及篇幅相继拓展的过程，然而在融合希腊与罗马、想象与现实、历史与当代的基本方向上，则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
\r\r此外，归于诗人名下的零星诗章被汇编为《维吉尔外集》（Appendix Vergiliana），学界认为其中收录的诗歌多为伪作15 。
\r\r 2\r\r当维吉尔开始其写作生涯时，罗马文坛正酝酿一场变革。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以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前54）为代表的“新派诗人”（neoteric poets）不问政治、蔑视权贵的高蹈精神以及他们所擅长的“诗化的调侃”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前55）博大精深的哲理诗亦难以为继；年轻一代的诗人们必须重新作出选择，开辟自己的创作方向。
\r\r另一方面，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罗马文学从译介希腊经典作品出发，业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希腊的主要文学门类都被成功地纳入拉丁文本，不仅为罗马作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媒介和范式，也使得拉丁语的词汇大大增加，表现力愈益丰富，从而奠定了奥古斯都时期罗马文学全面繁荣的基础。正是这一“黄金时代”孕育了维吉尔、贺拉斯、普洛佩迪乌斯（Sextus Propertius，约公元前50—前15之后）和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18）等文学巨匠，当他们崛起于文坛之时，可以说，已经没有一名在世的希腊作家足以与之匹敌。
\r\r然而，希腊的典范仍然是罗马作家寻求自我表达方式的基本参照和重要依托。概而言之，对于前人之作的“援用”（allusion），应视为文学“书面化”和精英读者群日益成熟的反映。在《牧歌》之四、之六中，维吉尔明确表示他继承了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活跃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的传统。16 诚如某些学者所说，他“邀请”读者进行比较。17
\r\r忒奥克里图斯出生于西西里的叙拉古，曾经在亚历山大城以及爱琴海东南部的考斯岛从事文学活动，是希腊化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著名诗人之一。他的传世之作《田园诗》（Idylls）共辑诗30首18 ，除少数颂诗、婚曲及其他类型的诗歌，集中所收诗篇主要描绘了西西里牧人的生活、爱情、歌唱竞赛和优美的田园风光。这些作品将荷马史诗的六步格韵律与多里克方言相结合，开创了古希腊诗歌的一个新门类，其中部分篇章正是维吉尔写作《牧歌》的蓝本。
\r\r维吉尔的《牧歌》由十首短诗组成，通称Eclogae或Bucolica，前者源于希腊语的“ekloge”，本意为“选粹”19 ，后者出自希腊语的“boukoloi”，本意为“牧人”20 。
\r\r关于这部诗集的创作年代，迄今尚无定论。传统的看法认为，第二章、第三章完成时间最早，约在公元前42年；第八章、第十章晚出，可能脱稿于公元前37年。21 十首诗的编次不依年代先后，而是以形式的整饬作为厘定的原则。其中，一、三、五、七、九章为对话，二、四、六、八、十章为独白，穿插有序且富于变化。
\r\r上世纪中期以来，欧美学界对《牧歌》的整体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重要见解。例如，“中心—静态说”（Concentric-Static Thesis）关注内容和形式的前后照应，试图通过分析诗行数的增减规律，建立整体结构的数学模型并呈示其内在的对称性；“线性—动态说”（Linear-Dynamic Thesis）则强调诗歌意象的发展以及重复、累积所形成的“增强”（amplification）效果。虽然观点和方法有所区别，但最终达成的基本结论为：维吉尔的《牧歌》并非分别构思、各自独立的诗篇之“汇编”，而是基于统一的“设计”精心结撰的完整作品。22
\r\r从主题和内容着眼，第一章与第九章、第二章与第八章、第三章与第七章之间的相互关联显而易见，具有两两对应的回环式结构特征。
\r\r第一章和第九章通过出场人物的对话，谴责了退伍军人霸占田地、驱逐农户的暴行。在第一章中，两个人物的命运迥然不同：迪蒂卢斯到罗马寻求庇护，获得“神灵”的恩准，不仅保留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能够享受“安乐闲逸”的生活；相反，梅利博欧斯则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怀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走上了流亡异乡的道路。第九章同样涉及腓力比之役后的“征地”事件，在哀叹“命运翻覆，世道全变”和庆幸得以“苟全性命”的同时，两名对话者一再谈及一位“幕后”人物麦纳尔喀斯，并且引用他给主管官员瓦鲁斯（Publius Alfenus Varus）的献诗，呼吁官方为民众保留曼图亚的土地。从古代注疏家塞尔维乌斯（Maurus Servius Honoratus，4世纪后期—5世纪初期）开始，众多学者认为这两篇作品具有自传的性质，断言“迪蒂卢斯”和“麦纳尔喀斯”乃是作者本人的写照。但也有人指出，维吉尔在角色的身份设定及其问话对答的框架内制造“摇摆”（oscillating）的效果，因此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23 诗篇可能折射出作者的经历，然而主要意图仍在于反映内战造成的普遍灾难。
\r\r第二、第八两章的主题是“热情的牧人致其所爱”24 。第二章大体以忒奥克里图斯《田园诗》之十一为蓝本，但是忒氏诗作中的独眼巨人和海洋仙女被凡间的同性恋人所置换，人物的心理描写也更为细腻并富有层次感，通过抱怨、夸耀、幻想、自嘲、反省，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主人公内心的焦虑和微妙的情绪变化，其“质朴”的表白与“文雅”的抒情，尤有诗家所称道的“谐趣”。第八章包含两段独白，第一段为牧人达蒙的“悲歌”，因所爱的姑娘嫁作他人之妇，达蒙痛不欲生，声称“将纵身投入万顷波涛”；25 第二段是一名巫师为召回出游不归的恋人而念诵的咒语，与《田园诗》第二章《女巫》内容相似。以叠句构成的副歌（refrain）亦系模仿《田园诗》之一、之二的形式。
\r\r第三章和第七章讲述牧人之间的歌唱竞赛，题材和形式类似《田园诗》之四、之五。维吉尔继承并发展了忒奥克里图斯“牧人—诗人”的隐喻模式26 ，其笔下的牧人歌手大都冠有古色古香的希腊名字，并且才思敏捷，出口成章，甚至谙熟希腊化时期的科学成就和当代罗马诗人的作品，可见此类人物本非源自真实的乡村生活，而是从传统的资源中提炼出的文学形象。27 在第七章中，参与竞赛的歌者为阿卡迪亚（Arcadia）的牧人，但事件发生的场所则在诗人故乡的敏吉河畔。这种有意混淆地理概念的安排赋予“阿卡迪亚”以虚幻的色彩，增强了诗歌意象的象征意味。其后，在西方的文艺传统中“阿卡迪亚”就成了世外桃源的代称。
\r\r除以上诸篇，在诗集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四、五、六、十各章是否具有意义的关联，则需要细读文本并做必要的分析，才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
\r\r首先，第四、第六两章均具备宏大历史叙事的架构，不仅题材内容与忒奥克里图斯的作品略无关涉，诗风也与这位前辈诗人大相径庭。第四章开篇，诗人庄严宣告旧时代的灭亡和新时代的到来，继而预言了一个“孩子”的诞生及其统治之下的“升平盛世”，以大胆而具体的想象，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公正和谐、丰饶富足的世界图景。关于这个“孩子”的真实身份，历来有各种各样的猜测，28 但影响广泛的说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自公元4世纪以来，此诗就被认定为宣告耶稣降生的“弥赛亚预言”（Messianic prophecy），诗人亦因之而获得了基督教“先知”的光环；二，公元前40年缔结的“布伦迪修姆盟约”及马克·安东尼与屋大维之姊屋大维娅的婚姻，使人们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并对这一政治联姻抱有过高的期望，所以诗中的“孩子”应暗指安东尼和屋大维娅尚未出生的子嗣。对于前一种解释，现代学者大多持否定的意见。但也有人指出，在维吉尔的时代，古希伯来文献已有希腊语译本，因而《牧歌》之四的构思完全有可能受到东方宗教“救世主”观念的启迪。29 对现世状况的绝望和企盼获得救赎的心理，正是产生“弥赛亚文学”的精神土壤。与第四章“前瞻”（forward looking）的旨趣相反，第六章借山神西伦努斯之口，讲述了天地万物的起源及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故事，具有“回顾”（backward looking）的显著倾向。30 如果将两篇结合起来阅读，便不难领会前后的照应和贯穿过去、现在、未来的叙事脉络。在关于宇宙起源的叙说中，维吉尔显然接受了卢克莱修《物性论》（De Rerum Natura）所宣扬的无神论观点，但诗人对“黄金时代”的赞美，又表露出“顺天应命”的强烈意识。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矛盾，乃是史诗《埃涅阿斯纪》的基本命题31 ；那么，在《牧歌》之四、之六中，此一有待阐发的命题似已得到初步呈现，从而昭示了诗人思想的发展轨迹。
\r\r第五章包含出场人物的两段吟唱，前段哀悼达夫尼斯的亡故，情感沉郁而悲怆；后段赞颂达夫尼斯的升天，境界宏大而奇丽。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诗中的“达夫尼斯”暗指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44年恺撒遇刺身亡，屋大维诏令封其为神，联系第九章中“神裔恺撒之星，冉冉升起”的诗句，应该承认上述论断具有令人信服的充分理由。
\r\r第十章以哀婉的笔调抒写诗人伽鲁斯（Gaius Cornelius Gallus，约公元前69—前26）对名伶吉忒里斯（Cytheris）的爱慕及其失恋的痛苦。为排遣内心的怨愤，伽鲁斯试图进入阿卡迪亚的世外桃源，在深林幽谷间寻求心灵的慰藉，但终因难以改变固有的执念而黯然离去。将当代人物与阿卡迪亚的幻想世界相融合，是突破传统“文类”藩篱的积极尝试。
\r\r然而，两篇看似缺乏关联的诗作，其实都脱胎于忒奥克里图斯的《田园诗》之一。传说中的达夫尼斯既为牧歌诗人的“原型”（archetype），也是以身殉情的悲剧英雄。在《牧歌》第五章中，维吉尔承袭了《田园诗》有关达夫尼斯之死的主题，但增加了达夫尼斯“成神”的内容；同时，他又将原作的诸多细节移植到诗人伽鲁斯身上，在第十章中将其塑造为“达夫尼斯”式的悲剧角色。令人倍感兴趣的是，第五章中的两名出场人物以诗会友，在典型的“牧歌式场景”中酬唱对答，彼此夸赞，最终又互赠礼品（“短笛”和“牧杖”），难道只是敷衍故事，而别无深层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作为奥古斯都时代哀歌诗人的代表，维吉尔的好友伽鲁斯在“爱情”（amores）与“山林”（silvae）之间的苦闷彷徨，恰恰反映了哀歌（elegy）与牧歌（bucolic poetry）不同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亦即“维吉尔—伽鲁斯的文类之争”32 或“热情的浪漫主义者与冷静的伊壁鸠鲁主义者”的矛盾33 。因此，无论其写作背景如何，都不妨碍我们确认这两篇作品所隐含的诗歌宣言和诗学反思的性质。作者将其分别置于诗集的中心和结尾，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刻意安排。
\r\r犹如音乐作品的“动机”（leitmotif）或主题，同一诗歌意象的“展开”（augmentation）是联结和贯穿整部作品的线索。作为诗人臆想中的诗歌之乡，地理位置变易不定的“阿卡迪亚”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从第七章到第十章，在不同景深—背景、中景、前景—的丰富层次上，这一诗歌意象获得了渐趋清晰的呈现和多次重复的加强。34 与此相对，以“罗马”为代表的城市和遥远的蛮荒之域则类似乐曲的“副部主题”，经由交错、起伏的进程构成对“牧歌诗境”（bucolic space）的不断侵扰和持续威胁。
\r\r围绕两条主线，所有的象征因素均可分为“牧歌的”（bucolic）和“非（反）牧歌的”（unbucolic或antibucolic）两大类别，即一方面是林地、草场、花朵、果实、追逐嬉戏的羊羔和牛犊，伴着悠扬的笛声与委婉的歌吟，在一派烂漫春光或初夏的丽日清风中展现出乡土田园宁谧祥和的图景；另一方面则是雪山、冰河、城堡、营垒，透过严冬的弥天风雪隐隐显露冷峻肃杀的气象。代表“诗歌”的神鸽与象征“战争”的鹰隼，更集中体现了两种力量的对比与冲突。
\r\r维吉尔的《牧歌》虽以忒奥克里图斯的作品为蓝本，但在取材的范围、谋篇的思路和修辞的技巧等方面均超越了其奉为楷模的希腊诗人。比之于前辈古朴的诗风，维吉尔的诗篇显然更具“深美闳约”的意境，其想象之奇瑰，比喻之精妙，语言之凝练，韵律之严谨，使“牧歌—田园诗”（bucolic-pastoral poem）这一诗歌门类具备了成熟的形式并为后世树立了完美的典范。鉴于诗人从事文学活动的复杂社会背景及其作品特有的象征意味，在维吉尔研究中自古以来便有“索隐”的学术传统。此一解读方式无疑会给文本的阐释增添“稽古钩沉”的乐趣，但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牧歌》还原为忠实的“诗史”（poetic history）。相反，过分注重其中的政治隐喻和道德诉求，必然会使我们落入繁琐考据的陷阱并消解审美的愉悦。35 与其穷诘作者讽喻时事、寄托“美刺”的用意，我们毋宁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理解“牧歌诗境”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进而体悟诗人深沉的乡愁和悲悯的情怀。如果认为忒奥克里图斯作品所包含的“俚俗”词句反映了民间口头文学的影响，那么维吉尔对田园风情的诗意渲染则完全基于城市文明的立场并显露出知识阶层的趣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恰恰是诗篇所具备的唯美品质和“哀而不伤”的优雅情调，赋予了这部作品永恒的魅力。
\r\r有人将《牧歌》各篇言及的植物、动物做了全面统计，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可见于庞贝古城的花园遗址或出土的壁画，因而推断维吉尔所描绘的乡野风光源自“人造的自然”，亦即罗马都市中的花园。36 一如其笔下工于辞令且博闻多识的牧人歌手，他的读者正是那些拥有花园和绘画的上层人士。
\r\r 3\r\r在史诗《埃涅阿斯纪》尚未问世之前，维吉尔已经被他的同时代人誉为足以与荷马抗衡的大诗人。普洛佩提乌斯兴奋地宣告：“退避吧，罗马的作家们，退避吧，希腊人！一部比《伊利亚特》更伟大的巨著即将诞生。”37
\r\r维吉尔逝世后，他的作品不仅未在岁月的长河中湮灭，而且日益显现出珍贵的价值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r罗马帝国前期，维吉尔作为“国民诗人”的地位得以确立，受到后辈作家的高度赞誉和一致推崇。据说诗人伊塔利库斯（Silius Italicus，约28—约103）买下了维吉尔的庄园，每逢其冥诞必郑重祭奠。38 另一位诗人斯塔提乌斯（Publius Papinius Statius，约45—96）在自著《忒拜纪》的终章写道：他不敢与“神圣”的《埃涅阿斯纪》争胜，而唯愿“遥接前贤之步武”。39 此外，维吉尔的诗歌还被用作学校的教材，成为拉丁语的语法规范和有教养的人士必备的读物，被人们视为神话典故汇编、历史乃至百科知识的源泉。在庞贝遗址的残垣断壁上，至今尚能看到多处维吉尔诗句的“涂鸦”，足见其作品深入人心的程度。40 同时，关于诗人奇异行迹的故事也开始在民间流传，他甚至变身为大众心目中的“魔法师”，能够以高超的法力救人于危厄。自哈德良皇帝（Hadrianus，76—138）的时代起，“维吉尔占课”（Sortes Vergilianae）41 在欧洲上层社会久盛不衰，更增添了诗人及其作品的神秘色彩。
\r\r公元4世纪，出现了数种阐释维吉尔作品的论著，包括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塞尔维乌斯等人编撰的维吉尔传记和诗歌笺注本。此类著述采摭并辑存业已散佚的古代文献，试图说明作品内蕴的意义和影射现实的方式，开启了后世维吉尔研究的学术传统。
\r\r从古典时代晚期开始，维吉尔的诗篇被基督教神学家作为寓意性的作品加以解读，使他成为在中世纪未受排斥的少数古典作家之一。但丁（Dante，1265—1321）称其为“众诗人的火炬”，并尊之为“恩师”，在《神曲》中让维吉尔担当引导自己游历地狱和炼狱的领路人。
\r\r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古典文化的热情重新焕发，大量以拉丁语创作的诗歌相继问世，从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的《阿非利加》（Africa）到曼图安（Baptista Mantuan，1447—1516）的《韶华集》（Adulescentia），在修辞和格律上都不能不遵循维吉尔树立的典范。此外，用民族语言从事写作的作家，如意大利诗人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葡萄牙诗人卡蒙斯（Luís de Camoes，约1524—1580）、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乃至诗人兼政论家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长篇史诗和戏剧作品，也直接师法《埃涅阿斯纪》的构思、形式，或者从其他方面继承了维吉尔的文学遗产。
\r\r由于忒奥克里图斯的作品已很少为后人所阅读，维吉尔的《牧歌》就成了写作牧歌—田园诗的唯一范本。意大利的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约1434—1494）、桑纳扎罗（Jacopo Sannazaro，1458—1530）、西班牙的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约1501—1536）、法国的马罗（Clement Marot，1496—1544）、龙萨（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英国的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德雷顿（Michael Drayton，1563—1631）等诗人继承维吉尔的传统，或讴歌自然、爱情和乡村生活，或以牧歌—田园诗作为哲理思辨和道德批判的工具，不仅使这一古老的诗歌门类得以全面复兴，而且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流派并衍生出牧歌式的传奇故事、戏剧等文学形式42 。
\r\r与文学中的“田园风”相呼应，威尼斯画派的绘画大师也开始在其作品中表现“退居林泉”（garden retreat）的闲适生活和优雅情趣，乔尔乔内（Giorgione，约1477—1510）的《田园合奏》就是一个著名的范例。43 其后，法国画家克劳德·洛林（Claude Lorraine，1600—1684）的“理想主义风景画”、荷兰画家贝尔赫姆（Nicolaes Berchem，1620—1983）和克伊普（Aelbert Cuyp，1620—1691）的“意大利式风景画”，都是将乡野景色与田园诗意相融合的典型代表。
\r\r作为一种诗歌门类，牧歌—田园诗从18世纪起逐步走上了衰落的道路。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田园诗集》（Pastorals）也许可以视为此类诗歌最后的重要作品，他为诗集所写的序言《论田园诗》（“Discourse on Pastoral Poetry”）则更像是就牧歌—田园诗发展历史所作的回顾和总结。然而，如果放弃“文类”的成见，将“田园风”视为一种“情调”（mode），则不难发现对诗意田园生活的向往（或可谓之为“阿卡迪亚情结”）已经成为西方文艺传统的重要审美理想，其中寄寓着人类因丧失其精神家园而产生的无限怅惘。在此意义上，我们从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5）等人的诗篇中仍可窥见维吉尔《牧歌》的流风遗韵。
\r\r20 世纪以来，欧美学者在维吉尔学（Virgilian scholarship）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称之为“重新发现维吉尔”的时代。纵观近百年的学术成果，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引人瞩目：一是研究的对象、方法愈益趋于精专，如“二战”之后在英语世界兴起的《牧歌》研究、翻译热潮，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据译者所知，从1949年至1980年代中期，正式出版的《牧歌》英译本至少有8种之多，44 各类研究专著、论文更是层出不穷，难以胜计。此类论著或侧重于观念的辨析，或专注于章句的疏证，多能抉微探幽，发前人之未见。45 另一方面，现当代的维吉尔研究已突破一般的文学史论述和诗歌鉴赏的范畴，而拓展为宏观的文化阐释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广泛涉及宗教思想、政治哲学等不同的学术领域。对维吉尔及其作品的评价，也超越历史的局限而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的见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944年，当“二战”的硝烟仍弥漫欧洲之时，艾略特发表了他就任伦敦维吉尔学会会长的讲演—《何为经典》（“What Is a Classic”）。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艾略特表述了以下基本观点：
\r\r经典的本质在于“成熟”（maturity），包括心智的成熟、习俗的成熟、语言的成熟。这一本质是造就经典的高度文明的结晶，并以历史的铺垫作为必要前提。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必然区别于特定领域、特定时代、特定语言的伟大作品而具备“普世性”（universality）。与此相反，正是囿于各自的“地方性”（provinciality），没有一种现代语言有望产生绝对的经典。欧洲是一个整体。欧洲文学的血脉源自希腊、罗马，两者构成同一循环系统。在所有的希腊、罗马诗人中，唯独维吉尔符合“经典”的多数标准，从而使这一“伟大的灵魂”居于欧洲文明的中心，占有一个其他诗人所“无法分享、不可僭取”的崇高地位。46
\r\r毋庸讳言，对维吉尔作品的解读也因时代、地域，乃至个人观点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甚至出现过褒贬不一的评价。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维吉尔在汉语圈中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47 虽然近年来国内学界在译介海外相关研究成果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仍与维吉尔在西方的地位和影响极不相称。48 但是，如果要深入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实质，则不能不上溯于此一文明的源头，不能不回到希腊、罗马作家的伟大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属于欧洲，也属于整个世界。
\r\r正如艾略特所指出的那样，在“混淆智慧与知识，等同知识与信息，并且企图以工程技术的手段解决人生问题”的当代社会，必然产生一种新型的“狭隘意识”（provincialism），其威胁在于使我们漠视历史，切断文明的脉络。49 因此我们需要经典，否则我们便会丧失衡量事物的尺度。
\r\r从诗人的早期作品《牧歌》开始，让我们走进维吉尔的经典世界，在一个逾越时空的宏大语境中，与智者对话，偕至人同行。50
\r \r\r注释
\r\r1 Virgil是英语文献中的拼写形式，汉译旧称“魏琪尔”，今作“维吉尔”，虽然通行译名与诗人的本名相去甚远，但已为国内读者所普遍接受。又，有研究者认为诗人的“第二名”（nomen，即Vergilius）和“第三名”（cognomen，即Maro）表明他有凯尔特人或伊特鲁里亚人的血统，但此说并无确切的证据。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949.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r\r2 T.S.Eliot，“Virgil and the Christian World”，On Poetry and Poets，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9，p.136.
\r\r3 Theodor Haecker，Virgil，Father of the West，translated by A.W.Wheen，Johnson Reprint Corp，1970.
\r\r4 山内高卢（Gallia Cisalpina），古罗马政区，北依阿尔卑斯山，南界卢比孔河，本为高卢人（凯尔特人）居地，公元前3世纪被罗马占领，后设为行省，前42年正式并入罗马版图。此一称谓乃基于罗马人的立场而言，与之对应，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故地就被称为“山外高卢”（Gallia Transalpina）。曼图亚（Mantua），今名曼托瓦（Mantova），安德斯（Andes）的地理位置尚存争议，旧说以为即曼托瓦南郊的皮埃托尔（Pietole）。
\r\r5 迄今仍有数种版本的维吉尔传记存世，一般认为此类著作系古典时代晚期的传记作家依据苏维托尼乌斯（C.Suetonius Tranquillus，约70—121年之后）的《诗人传》整理加工而成。Suetonius，De Poetis，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suet.html参阅杨宪益译《牧歌》附录《维吉尔传》（苏维托尼乌斯著，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r\r6 有研究者猜测维吉尔在那不勒斯得到了补偿，因为此后他一直生活在意大利南部，而没有回归他的故乡曼图亚。Jasper Griffin，Virgil，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02，p.23.
\r\r7 见《牧歌》之四、之八。
\r\r8 为助屋大维笼络人心，梅塞纳斯延揽文坛才俊，在其周围聚集了维吉尔、贺拉斯、普洛佩提乌斯、瓦留斯、图卡等众多年轻诗人。
\r\r9 Horace，Satires，I.5.
\r\r10 据说屋大维对《埃涅阿斯纪》的写作表示了极大的关切，曾致函维吉尔，要求诗人寄给他“《埃涅阿斯纪》的第一行或任何片段”。Griffin，Virgil，p.15.
\r\r11 原文：“Mantua me genuit，Calabri rapuere，tenet nunc Parthenope；cecini pascua，rura，duces.”Suetonius，De Poetis．
\r\r12 同上。
\r\r13 据说维吉尔拥有一千万塞斯特尔提乌斯（sestertius，古罗马货币单位）的资财，他的家产主要应来自屋大维和梅塞纳斯的资助，同上。
\r\r14 艾略特说：“只要我们继承了欧洲的文明，我们依然是罗马帝国的公民。”T.S.Eliot，“Virgil and the Christian World”，On Poetry and Poets，pp.135-148.
\r\r15 贾斯珀·格里芬（Jasper Griffin）认为《外集》中仅有一两首短诗可能是维吉尔的作品，被辑录在包括15首诗的《微吟编》（Catalepton）内。Griffin，Virgil，p.10.
\r\r16 参见本书第四章注1，第六章注2。至于维吉尔为何选择忒奥克里图斯作为效法的对象，贾斯珀·格里芬的解答是：因为忒氏作品能将“自然主义与人为雕饰”熔为一炉，且未曾被以前的罗马诗人所模仿、滥用。同上，pp.9-10。
\r\r17 Lyne，Introduction to The Eclogues and the Georgics，translated by C.Day Lew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xiii.
\r\r18 通行本《田园诗》中有8首诗（8、9、19、21、20、23、25、27）经考证被公认为伪作，因此只有剩余的22首可以确定为忒氏本人的作品。Richard Hunter，Introduction to Idylls，translated by Anthony Ver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ix.
\r\r19 因罗马帝国晚期乃至文艺复兴时代的“牧歌体”诗作多以Eclogae为题，该词在词源上曾被错误地理解为“羊语”（goatish speech），直到16世纪中叶，意大利学者斯卡利杰尔（J.C.Scaliger）才对其原始语义做出了正确的解释。
\r\r20 当代学者认为忒奥克里图斯的田园诗集原题为“Boukolika”（古希腊语“牧歌”），维吉尔亦因袭旧例，将其作品命名为“Bucolica”（拉丁语“牧歌”），“Eclogae”应为后人所加的标题。Hunter，Introduction to Idylls，xiii.
\r\r21 在《农事诗》的结尾，维吉尔写道：当伟大的恺撒进军幼发拉底河畔，为归顺的民族颁赐胜利者的律法之时，“我，维吉留斯，由温馨的帕忒诺佩养育，悠然栖隐于幽秘之境，藻思焕发，戏作牧歌，逞年少的轻狂，歌唱你，迪蒂卢斯，在山毛榉的幢幢翠盖下高卧。”（Georgica，559-566）帕忒诺佩（Parthenope）即那不勒斯，由此可知诗人移居意大利南部后仍继续《牧歌》的写作，其完成时间可能晚至公元前35年（引文据Bucolica et Georgica in Usum Scholarum，1899，Kessinger Legacy影印本翻译）。
\r\r22 Van Sickle，The Design of Virgil’s Bucolics，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04，pp.17-37.
\r\r23 例如，“迪蒂卢斯”的身份究竟是“奴隶”，还是“自耕农”？他前往罗马是为了赎回“自由”，还是为了在征收土地的事件中保留自己的田产？诗歌的文本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Lyne，Introduction to The Eclogues and the Georgics，xvii-xx.
\r\r24 此语借自英国诗人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的诗题“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该诗也是对维吉尔《牧歌》之二的模仿）。
\r\r25 正如某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诗中的“达蒙”仅为一名歌者，其“以死殉情”的绝唱不致令人痛惜，因为当他侧倚牧杖深情咏叹时，他其实是“安适的”。Lyne，Introduction to The Eclogues and the Georgics，xv.
\r\r26 参阅Idyll，7，translated by Anthony Verity，pp.25-29。
\r\r27 斯拉维特（Slavitt）认为《牧歌》实质上是“精致的、文雅的、都市化的系列表演”，其中的牧人并非来自“田野牧场”，而更像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在小特里亚农宫（Petit Trianon）设置的游乐场”走出的假面舞者。Eclogues&Georgics of Virgil，translated by David R.Slavitt，The Johns Hopkings University Press，1990，xii.
\r\r28 此类猜测还包括：执政官波利奥之子、屋大维娅与其前夫马切鲁斯（Marcellus）所生的儿子、屋大维之子（实为一女）及屋大维本人。
\r\r29 Jasper Griffin，Virgil，pp.26-27；Lyne，Introduction to The Eclogues and the Georgics，xx-xxi.参阅《旧约·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及第11章第6节—第9节：“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和合本修订版）。
\r\r30 奥蒂斯（Otis）认为，比较而言，《牧歌》前五章具有“前瞻的、和平的、抚慰的”意味及“尤利亚—奥古斯都式的爱国情怀”；后五章则更多“新异的、朦胧的、论辩的”性质，倾向于“追怀往昔”，情感受“无谓之爱”（amor indignus）的支配，与爱国的激情形成强烈反差。此一论断未免简单和绝对，但其中仍有值得重视的合理成分。Van Sickle，The Design of Virgil’s Bucolics，pp.30-31.
\r\r31 伊夫·阿德勒（Eve Adler），《维吉尔的帝国—〈埃涅阿斯纪〉中的政治思想》（Vergil’s Empire：Political Thoughts in Aenieid），王承教、朱战炜译，华夏出版社，2012，1—15页。
\r\r32 Frederick Jones，Virgil’s Garden：the Nature of Bucolic Space，Bristol Classical Press，2003，pp.60-64，73，111-112.
\r\r33 Lyne，Introduction to The Eclogues and the Georgics，xxiv.
\r\r34 有研究者指出《牧歌》之四、之七、之十在诗行数上隐含以“7”为公差递增的规律，即第四章63行，第七章70行，第十章77行，此一扩张趋势配合并促进了“阿卡迪亚”意象的发展。Van Sickle，The Design of Virgil’s Bucolics，pp.72-75.
\r\r35 在表达作者的政治理念方面，《牧歌》与《埃涅阿斯纪》不能相提并论。
\r\r36 F.Jones，Virgil’s Garden，pp.29-42.
\r\r37 Sextus Propertius，Elegiae，II.34b，46-47.
\r\r38 Jasper Griffin，Virgil，p.102.
\r\r39 Statius，Thebeis，XII.816-817.
\r\r40 Jasper Griffin，Virgil，p.102.
\r\r41 从维吉尔的著作中随机抽出某一诗句，通过对语词意义的解析预测吉凶的占卜方式。据说哈德良在被图拉真收养为义子前就曾以此方式卜问前程。沃尔克（K.Volk）认为“维吉尔占课”的产生源于诗人作品的无穷意蕴，今日的维吉尔阐释者同样是“维吉尔占课”的实践者，只是他们关注的主要是“诗歌”的问题而非“人生”的困惑。K.Volk，“Scholarly Approaches to the Eclogues since1970s”，Virgil’s Eclogu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1，p.6.
\r\r42 前者如桑纳扎罗的《阿卡迪亚》，后者如塔索的《阿敏塔》（Aminta）以及本·琼生（Ben Johnson，1572—1637）的《悲伤的牧人》（The Sad Shepherd）。
\r\r43 某些艺术史家认为《田园合奏》是提香（Titian，约1488—1576）的作品。
\r\r44 The Eclogues，translated by Guy Lee，Penguin Books，1984，p.9.
\r\r45 对《牧歌》的研究在1970年代形成前所未有的盛况，沃尔克将当代学者的研究方向分为“观念派”（ideological）和“文学派”（literary）两大类型，认为前者受哈佛学派的影响，试图在维吉尔早期作品中探寻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意蕴；后者则侧重于研究“文类”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等问题。K.Volk，“Scholarly Approaches to the Eclogues since1970s”，Virgil’s Eclogues，pp.4-6.
\r\r46 T.S.Eliot，On Poetry and Poets，pp.52-74.
\r\r47 施蛰存先生1933年出版的《魏琪尔》（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应为最早向国内读者系统介绍维吉尔及其作品的普及读物，但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内竟无同类著作面世，直至近年始见零星论文发表于各类期刊。维吉尔作品的译本仅有《牧歌》一（接上注）种（杨宪益译）、《埃涅阿斯纪》三种（译者分别为杨周翰、曹鸿昭、田孟鑫和李真），《农事诗》则至今未见汉译。与西方近现代作家在国内广受重视的程度（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有二十多种译本）相比，上述情况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
\r\r48 参阅刘津瑜《维吉尔在西方和中国：一个接受史的案例》，《世界历史评论02：文化传播与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26—264页。
\r\r49 T.S.Eliot，On Poetry and Poets，p.72.
\r\r50 本书据Bucolica et Georgica in Usum Scholarum（1899）影印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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