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英国伦敦的考陶尔德美术馆（Courtauld Gallery）对藏家和观众都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泰晤士河畔一座质朴简单的小楼始终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捐赠和四面八方的观众与学者，进而建立起全英国最高质量的印象派收藏和全球顶尖的艺术史及文物修复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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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陶尔德黑手党”
在考陶尔德人中流传着一个比喻：“The Courtauld Mafia”，指考陶尔德人如黑手党般遍及全球的每个角落。
考陶尔德之所以如此，因为它不仅是一座美术馆，同时也是一所艺术学院。1932年，三位志同道合的艺术爱好者在伦敦市中心的萨默特宫（Somerset House）成立考陶尔德艺术学院，并在之后将各自的私人收藏捐赠于此。在这座不大的宫殿中，有着英国最高质量的印象派及后印象派收藏，包括马奈的《女神游乐厅的吧台》、梵·高的《割耳自画像》、塞尚的《玩纸牌的人》等。同时，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是全球顶尖艺术学府，其艺术史、策展和文物修复专业在行业中首屈一指。
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女神游乐厅的吧台》（A bar at the Folies-Bergere），布面油画，96×130cm，1882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保罗·塞尚（Paul Cezanne）《玩纸牌的人》（The Card Players），布面油画，60×73cm，约1892-1896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
2018年起，考陶尔德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翻修，直到2021年11月重新对公众开放。在翻新开放之初，《时尚芭莎》记者专访了美术馆馆长及学院负责人恩斯特·维格林（Ernst Vegelin）。在对话中，这座看起来低调无华的美术馆“展现”了不凡的生命力与远大宏图。
考陶尔德美术馆的名字源于其创始人塞缪尔·考陶尔德（Samuel Courtauld），一位在上世纪以纺织业发家的英国实业家。纺织业为其积累了财富，而他将这些财富都投入艺术中。1917年，一次泰特美术馆之旅开启了塞缪尔对艺术的兴趣，他开始购藏艺术作品，将作品挂在家中每日为伴，并为它们撰写诗集。
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Unmoored from her reflection》，亚麻油画，149×539cm，2021年 ©Cecily Brown. Courtesy the artist and Thomas Dane Gallery. Photo ©Hufton Crow
塞缪尔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位成功的艺术藏家，但在其生活的年代却值得怀疑。以保罗·塞尚为例，在1913年的军械库展览上，塞尚收到的评价是“完全没有才华”和“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而塞缪尔具有前瞻性的品位突破了评论家保守的眼界，他与来自俄国、美国等地的富有藏家竞争，通过法国艺术代理购藏这些商品。现在的镇馆之宝之一《女神游乐厅的吧台》，便是其在1926年花费了2.26万英镑购入，至少相当于今天的5000万元人民币。他甚至收藏过一张毕加索的作品《孩子与鸽子》（Child with a Dove）。国家美术馆与泰特美术馆的众多印象派及后印象派馆藏，都是由塞缪尔捐款购得或代理购藏。
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Antibes》， 布面油画，65.5×92.4cm，1888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割耳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布面油画，60×49cm，1889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正是塞缪尔的收藏，奠定了考陶尔德的基础。现在，美术馆拥有约7000幅素描、550幅油画、500件雕塑和3万幅版画。藏品虽以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为主，但覆盖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艺术的脉络，呈现出时间上的连续性和收藏的系统性。与此同时，考陶尔德的收藏运作并非计划性地收购，而是主要来源于藏家捐赠，这种不可控的藏品来源呈现出的收藏系统性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彼得·保罗·鲁本斯《十字架的后裔》（Descent from the Cross），板面油画，1611-1613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 ©The Courtauld老伯鲁盖尔（Pieter the Elder Bruegel）《逃往埃及的风景》（Landscape with the Flight into Egypt），板面油画，37.1×55.6cm，1563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 ©The Courtauld对于藏家而言，考陶尔德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很明显，其藏品具有国际顶尖品质——英国最伟大的印象派藏品和最伟大的早期大师藏品，这为考陶尔德的吸引力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其规模又是收敛的，当藏品来到这里，每一件都被赋予强烈的存在感，而不是隐没于茫茫作品中。同样出于这种考虑，来到这里的藏家也会有意识地将与馆方现有收藏互补的作品送到这里。
考陶尔德美术馆LVMH房间 ©David Levene例如在美术馆重新开放时，馆方宣布了艺术家琳达·卡珊（Linda Karshan）捐赠的25件现代绘画礼物，从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到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这批作品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绘画收藏在这个领域并不强大。”而琳达也正是因此选择捐赠了这些作品。除展示外，这些画作还会作为考陶尔德艺术学院的一部分被用于教学和研究项目。在馆方与藏家心照不宣的默契之下，考陶尔德收到的捐赠不断，收藏体系也日益完整。
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红、黑、蓝构成》（Red, Black & Blue; Composition），纸面水粉，55.88×74.93cm，1958年，来自琳达·卡珊收藏 ©Sam Francis Foundation, California / DACS 2021 Photo credit: ©The Courtauld
艺术家琳达·卡珊 ©Candida Richardson02
在考陶尔德“买牛奶”
美术馆建筑与内在的关系是一个常被讨论的话题，诸如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等，张牙舞爪的建筑振兴了城市、复苏了经济，建筑的声誉往往高于其内在的艺术藏品。而考陶尔德选择的是相反路线。
考陶尔德美术馆布拉瓦特尼克房间 ©Hufton+Crow
经历三年翻修的美术馆仍然保持着低调的外形与格局，在装修风格上未做显著改动。螺旋形楼梯盘旋而上，一层是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作品，二层是巴洛克，三层是LVMH房间，展示了来自塞缪尔收藏的经典印象派和后印象派杰作，地下一层则是纪念品商店。这样的设计让人联想到挪威蒙克博物馆馆长曾举过的例子：“在挪威，我们会把牛奶放在商店的最里面，这样消费者会为了牛奶走过整个商店。”当观者一层层上行参观，怀揣的想必也是“买牛奶”的心情。
考陶尔德美术馆LVMH房间 ©Hufton+Crow考陶尔德美术馆LVMH房间 ©David Levene馆长对于这次“微妙”的翻新表示：“目标是创建建筑与藏品的和谐，没有二者对吸引力的争抢和喧宾夺主，建筑的弱化丰富了观者对艺术的体验。”翻新的主要工作在于去除掉这座建筑中经年累月的累赘，例如原本悬挂于二层的18世纪吊灯使得房间压抑且黑暗，被替换为现代轻量级照明系统。在开放、明亮的建筑环境中，藏品和观者都可以更加舒适、优雅地呼吸。
考陶尔德美术馆中的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作品 ©Hufton+Crow建筑翻新的三年中，考陶尔德也抓住机会进行拓展——藏品进行了国际旅行——再次展现出其作为一家顶尖艺术学院所独有的艺术史思路。藏品所到之处不仅包括国家美术馆或英国各大城市的美术馆，也有溯源之旅：2019年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举办了一场大型展览，超过50万游客前来参观，法国作品回到法国，当地人对此反响热烈；之后，一部分作品来到挪威，因为其中一些作品正是塞缪尔当年从挪威人的收藏中获得的；更重要的是与塞缪尔生前相关的城市以及城镇建立联系，考文垂、普勒斯顿、贝尓法斯特曾是考陶尔德纺织业的重要工厂所在地。
考陶尔德美术馆布拉瓦特尼克房间 ©David Levene考陶尔德美术馆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画廊 ©David Levene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The Holy Trinity with Saints Mary Magdalen and John the Baptist》，木板坦培拉，215×192cm，约1491-1494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 ©The Courtauld. Photo ©David Levene
当时，工厂在当地社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馆长对此深有体会：“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那里工作，他们有自己的足球队、板球队。”尽管这些工厂大部分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关闭，但当地人对考陶尔德的记忆尚未褪色。也正是由于这些工厂，塞缪尔才得以发家致富并建立自己的收藏。如今，艺术品回到此处，在当地观众间也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和归属感。
考陶尔德美术馆布拉瓦特尼克房间 ©Jim Winslet在世界各地穿梭为考陶尔德吸引了一批全新的观众，当然还有意外之喜——2019年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举办的展览反响热烈，展览结束后，合作关系延续，集团赞助促成了如今顶层的LVMH房间。“当我们坚持原则、全心投入，总会有惊喜找上门。”馆长如是说。
考陶尔德美术馆LVMH房间 ©David Levene
考陶尔德美术馆LVMH房间 ©Hufton+C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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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与庭院”
“美术馆是考陶尔德的前门，艺术学院是庭院。”
塞缪尔在建立考陶尔德艺术学院和美术馆时，考虑了两个维度：一是美术馆可以广泛向外分享、拥抱观众；二是学院将人们带进艺术世界敞开的大门。这样的理念在当时特权阶级盛行的情况下并不常见，人们认为艺术不是大众所需要的，所以塞缪尔想到了一种精确的干预方法：“画廊像一扇前门一样运作，通往学院更广阔的庭院，人们就能从观看藏品开始，有些人可能选择一些短期课程，甚至来到这所学院学习。这样的成果比人们仅仅来到美术馆参观、观看藏品好得多。”这也是考陶尔德的核心理念：ART FOR ALL（艺术属于所有人）。
考陶尔德美术馆 ©Jim Winslet
在翻新后的建筑中，观众也能观察到这一理念的落实：残疾人通道的补充、不同线路的丰富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在建筑层面允许更多人进入。而前文所述的展览项目，同样也是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考陶尔德接触到艺术。
考陶尔德美术馆LVMH房间 ©Hufton+Crow保罗·塞尚《带松树的圣维克多山》（The Montagne Sainte-Victoire with a Large Pine）， 布面油画，67×92cm，约1887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当人们通过美术馆接触到学院后，二者在运作中相辅相成——考陶尔德艺术学院在英国乃至全球的艺术史教育机构中名列前茅，美术馆无疑是学院教育得天独厚的优势，藏品被大量用于教学和研究，教授可以要求更多的材料用于教学。
和其他学院的差异是显著的——坐在教室看着幻灯片和实际上坐在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伦勃朗（Rembrandt）或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前面。对学生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震撼的经历。”学院的知识与杰出人才同样作用于美术馆和艺术界的工作，馆方会与学术人员甚至学生一起开发临时展览和展示。考陶尔德的科学检查和修复部门是世界上同类部门中最受尊敬的之一，不仅为本馆服务，同时参与到世界各地的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甚至包括中国敦煌的莫高窟壁画。
约翰·康斯坦博尔（John Constable）《切尔切斯特附近的斯坦威磨坊》（Stanway Mill, near Colchester），石墨，1833-1835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 ©The Courtauld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La Loge》，布面油画，80×63.5cm，1874年，The Courtauld, London (Samuel Courtauld Trust)
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自漫威电影《雷神》中的经典台词：“阿斯加德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人民。”考陶尔德似乎也不只是萨默特宫这座历史建筑，而是随着考陶尔德人的远行遍及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在学院课程中，过去的学院派范式已被打破，馆长将现在的考陶尔德称为“全球性组织”，其课程反映了覆盖全球的艺术兴趣。“如果你想吸引多样化、具有前瞻性的学生，你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核心学科，必须参与到现在的世界中，为未来做好准备。”
在采访的最后，恩斯特馆长分享了考陶尔德的成功秘诀：“考陶尔德美术馆和学院的精神一致——认真、严谨的研究和对研究对象的全心投入与责任感，是一切的基础。”
独家专访Q&A
考陶尔德美术馆馆长
恩斯特·维格林
BAZAAR：考陶尔德美术馆中有与时尚相关的收藏吗？
恩斯特·维格林：服装史部门中有自己的一些收藏，主要是布料样品。
BAZAAR：考陶尔德学院中的课程有许多将时尚与艺术结合的内容，那么时尚与艺术在收藏和研究之间有什么关联或相互促进吗？
恩斯特·维格林：艺术和时尚在很多点上可以产生关联，很多画作中的服装值得研究。今年年末，我们会举办一场亨利·福塞利（Henry Fuseli）的绘画展览，展览将名为“福塞利与现代女性、幻想、时尚和恋物癖”，其中就会涉及时尚。
▲ 原文刊载于《时尚芭莎》▲2022年6月刊
策划 齐超
编辑、文 韩晗采访 农德普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版权声明：本文由艺术留学网整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