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南大：历史湍流中的求索
本刊记者/苑苏文 实习生/余皓晴
走进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大门，迎面就是标志性建筑杜厦图书馆。在这个由立方体构筑的新式建筑群门前，立着写有“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两块石碑，昭示着南大悠久而复杂的历史。
为纪念1947年学生运动引发的“五二〇惨案”，5月20日后来被定为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但实际上，南京大学的血脉，始于1902年晚清时期张之洞开始筹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120年，学堂相继变身为高等师范学校、综合型大学，再到苏联模式的文理型大学，并先后与其他院校分分合合。但不论是何身份与处境，它始终坚持“法乎其上”，瞄准世界顶尖，求索一流大学办学之路。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大楼。图/视觉中国
“诚、朴、雄、伟”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教育学制的转折点。三江师范学堂选址在南京鸡鸣山下的北极阁，所建洋楼有“五百四十室”。1906年，学校改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 校监李瑞清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定为校训，是清末高等学府中，最早以“造就一流国际顶尖人才”为目标的校训。但“大事”未成，清王朝覆灭。1915年，民国政府在其荒废的旧校舍里，设立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南高师在1923年转变为国立东南大学，规模达到5科27系，一度是中国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与北大南北并峙。随着五四运动的兴起，“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思想在当时风行。东南大学的一群教授们创办《学衡》杂志，主张“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以“学衡派”为名，宣扬“新人文主义”，对当时流行的实验主义和白话文学进行反思。
时任东大校长的郭秉文提倡以事功、效率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而学衡派注重人文及纯粹的科学训练，为学问而学问，不求急切实用。因此，学衡派不仅与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有所区别，也在东大内部独树一帜。
对于当时的东南大学，近代史专家梁敬镦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评论：“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在不亚于北大。”
1927年春，因战事爆发，东南大学停课，师生四散。这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在南京建设“超级大学”变得顺理成章。起初为纪念孙中山，全国若干所重要大学被改名“中山大学”，前面的编号是北伐军攻克城市的顺序。东南大学成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二字意味其隶属中央。江苏省境内9所学校合并，“四中大”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内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个学院，40个系科，是当时全国院系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
1902年始创的三江师范学堂，位于南京北极阁下明国子监旧址。图右侧为进香河。图/FOTOE
为抗议国民政府抗战不力、办学经费不足和校长人选等问题，中央大学爆发学生运动，“八易校长”，直到1932年8月，时年35岁的罗家伦出马，才坐稳了校长的位置。罗家伦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在就任中央大学之前，是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
拥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罗家伦，从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历程中受到启发。当时，德国除了政治和军事改革，柏林大学学者对其民族精神的再造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国难深重，犹如普法战争前夜，希望中央大学能担当柏林大学的角色。
为此，他在中央大学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校训。罗家伦认为，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不再是笼统地培养人才，而是应对民族和国家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养成好的学校风气，才能培育出新的精神和新校风，无论校长教职员学生都要努力于转移风气。由一校的风气，转移到全国的风气。”
1937年下半年，炮火逼近南京，中央大学西迁。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为中央大学免费提供了转移的船只。那些被转运至大后方的财物中，甚至包括航空工程系三架拆卸式飞机、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良种生物。就连畜牧场里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也在经历了一年的迁徙后抵达重庆。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搬到了重庆沙坪坝和成都华西坝。
在大后方，中央大学所获拨款是西南联大的三倍，学费低廉还提供助学贷款，因此深受学生青睐，每年几乎2/3考生都将其作为第一志愿。抗战八年，中央大学在重庆共毕业8届学生，约4000人，并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
1930年代，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开幕典礼的代表，在国立中央大学体育馆前合影。图/FOTOE
罗家伦于1941年辞任。在职9年间，他保护了中央大学，也稳定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龚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罗家伦提出的“诚、朴、雄、伟”四字校训对校风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呼吁学生们沉下心看书，要“教育抗日”，定下了与东京帝国大学相抗衡的目标。“他要求学生老师不要喊口号‘抗日’，而是要多读书，实际上也有一些安抚和平复学生运动的意思。”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次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在南京四牌楼原址复校开学时，在校生共计4719人，还包括印度、土耳其、韩国等国的留学生。在194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排名亚洲第一。
预先埋好的种子
1960年秋天，20岁的青年蒋广学从家乡徐州沛县出发，坐了9个小时的火车抵达南京。他沿着汉口路往西走，发现“南阴阳营、北阴阳营，及鼓楼西路北侧的一至四条巷，直到渊声巷，都是南大的地盘。”他当时感慨，“一片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
此时的南大，也正经历着改变。蒋广学是南大政治系新哲学专业的第一届学生。1949年后，随着中国的政治中心由南京转移至北京，解放前的“巨无霸”国立中央大学也改名为南京大学。为“改造旧教育”，进行了系科的局部调整，比如，南大医学院被军方接管，后来成为第四军医大学的一部分。
1952年，效仿苏联的高校院系调整在全国启动。南京城内另一所名校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后，以两所大学的各系科为基础，再合并一些其他高校相关系科，陆续独立组建了至少9所高校，包括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
新的南京大学被定位为文理科综合大学，仅剩部分文理科，共13系，哲学系被并入北大。学校也离开了四牌楼的原校址，迁至金陵大学的校园——鼓楼区汉口路一带的大片土地，工学院留在了四牌楼的本部，成为现如今的东南大学。
1957年，云南省长郭影秋出任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大跃进”的背景下，南京大学党委强调科研工作猛攻“高、精、尖”，在1960～1962的三年规划中，决心在三年内赶超英国剑桥大学。尽管这是个目标过高的规划，但客观上促进了南大的发展。
南京大学里的郭影秋雕塑。摄影/本刊记者 苑苏文
作为哲学系第一届学生，蒋广学回忆说，当时号召“向科学进军”，理应增设许多尖端科学的专业，但南大在增设计算技术、力学、声学等一批新专业之外，还打算恢复看起来离科学很远的哲学系。对此，郭影秋给出了一个令人无法反驳的理由：“南大的文科只有历史系、外文系和中文系（是不够的），应该发展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灵魂。”蒋广学说，哲学系的恢复，对学校后来恢复院系调整中失去的人文社科研究，意义重大。
蒋广学回忆，当时“左”的倾向在高等学校中正不断蔓延，郭影秋领导的南大党委却提出，要提倡学术上不同风格、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讨论，实行“三不”主义：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逐步使南大师生从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转向认真教学读书的轨道，使教学和科研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
1963年，郭影秋调任人民大学，接任他的，是“老革命”、从吉林大学调来的匡亚明。到任这年的8月2日，匡亚明在公开演讲中指出：“高等学校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地方，高等学校办学应当依靠高级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风气下，南京大学成为首个研制出电子计算机的高校，而分子筛、华南花岗岩、金属缺陷、内蒙古草原综合考察以及大米草引种与利用，被誉为1960年代南京大学科学研究的“五朵金花”。
匡亚明在“文革”中被打倒，至1978年复出，再度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当年5月，匡亚明在南京大学建校76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具有“四个空气”，即高度的政治空气、高度的学术空气、高度的文明空气、高度的文娱体育空气。他说，“这是拨乱反正，提高教育质量，贯彻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也是高等学府现代化的标志。”
蒋广学毕业后留在南大工作。他说，1960年设立的哲学专业，像一枚预先埋好的种子，在改革开放后开枝散叶。哲学专业首先在1978年成为独立的哲学系，由曾经的副校长孙叔平出任系主任；1980年，哲学系教授葛林创建了经济学系；1981年，哲学系教师林仁栋成为南大法律系首任系主任；而哲学系教师周晓虹在1983年进入社会学研究室，令南大在1988年恢复了社会学系，成为国内首批恢复社会学的综合性大学之一；政治学系也在1987年恢复招生。
南大的边疆政治系虽然在1950年取消了，但1956年学校成立的元史研究室算是为其留下了火种。1988年，以元史研究室为基础，南大成立了民族研究所，后来发展为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龚放还表示，1952年院系调整，对南大来说“有失也有得。”南大的理科得到了强化，主要体现在天文和地理领域。
天文学系是院系调整中南大新成立的学院，由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和中山大学天文学系在南大合并而成。1982年，南京大学在紫金山南麓建成并投入使用了塔式太阳望远镜(简称太阳塔)，这是中国第一座太阳塔，用于观测太阳耀斑、日珥等太阳活动区。2011年，南大天文系扩建为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此外，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地理组的加入，也强化了南大的师资。
研究“大学怎么办？”
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需要大量人才，高校建设迎来发展时机。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提出，“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刻不容缓”。
同年5月中旬，国家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听取了教育部长何东昌作出的《关于调整改革和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报告后，参会的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和大连工学院名誉校长屈伯川，共同讨论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书，建议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除正常的教育经费外，五年内每所高校另增加重点投资1亿元，建议书寄出后，匡亚明还专门就此事给邓小平写信。
2012年，龚放（右）与父亲、儿子在南大建校110周年庆典上，三代人都毕业于南京大学。图/受访者提供
龚放将四位老教育家的建议称之为“八三五建言”，这一重要的建言献策引起了高层重视。党中央和国务院经过研究，在1984年，将五所高校列入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分别是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此外，各部委也计划支持4所部属高校：农业部支持中国农业大学、卫生部支持北京医科大学、国防科工委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中科院和国家科委支持中国科技大学。
遗憾的是，这九所获得支持的高校中，并没有“四老”所在的学校。“比钱更重要的是声誉，声誉可以转化为资源。国家支持那五所高校，等于宣布他们是国家队。”龚放回忆。
教育部在1984年调整了南京大学的领导层，中科院学部委员曲钦岳在1984年接棒。曲钦岳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无党派人士，出任南大校长时只有49岁。
“曲钦岳继承了匡亚明的事业，目的就是要把南京大学带入‘国家队’中”。龚放1982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成为南大教务处下新设的高等教育研究室的第一位成员。后来，高教研究室从教务处独立出来，成为高教研究所。
“南京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必须回答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重要问题，所以要写一些文章，发表南京大学的见解。”龚放说。他们参与制定了《南京大学1984～1990年发展规划》，这是一份纲领性文件，指出南京大学要建设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学科和管理科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鲜明特色和重要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科研中心。
“这个目标意味着‘否定之否定’。”龚放解释说，曲钦岳提出的“追求学科的高水平和多学科、综合性”，都将突破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形成的苏联模式。
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模板也已不再仅仅是苏联。1978年刚刚实行对外开放时，南京大学就开始加强对外交流。
1979年11月，时任校长的匡亚明带队赴美考察，在访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与对方形成加强校际交流的意向。1981年9月，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穆勒访问南大，并签订了两校“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协议书及交流协议书。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领域最早的国际合作长期项目。曲钦岳执掌南大后的1986年，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建成并开始招生。
在当时南大与国外大学的交流中，“不少美国大学校长指出，中国大学的学制结构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龚放说，美国校长们都提议要建设多学科的研究型大学，而南京大学与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合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与南京工学院再度携手、合并创建一流的倡议，得到了年近八旬的匡亚明老校长和南京工学院老校长管致中、老书记刘忠德等的赞同，他们一致同意：“两校合起来，才能争取更好的发展。”龚放透露，当时两校合并还有现实动因，就是创建一流大学，以争取更多经费。几经讨论，两校决定合并后改名为“中国综合大学”，“和当年的中央大学一样，缩写都是‘中大’、CU”。但遗憾的是，合并方案上报至教育部后，未获批准。
法乎其上
在南京大学，物理、化学、地学、生命科学等理科基础研究从未中断，持续发展超过百年，天文学虽在1952年才建立，但因汇聚了国内天文研究的全部力量，常年保持了顶尖水准。
1990年代初，中国科学界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科学计量指标，来评估高校与科研机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表于美国《科学文献索引》（SCI）刊物上的论文数量。1992年，南京大学成为国内高校首个做到年发表国际论文200篇以上的大学，并连续7年高居学术榜榜首。
最初提出使用SCI指标的人，是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龚德昌。这个提议随即被曲钦岳采用，并在全校推行。龚放回忆，曲钦岳的办学思想是坚持“法乎其上”，希望南大向世界一流看齐，参与国际竞争。“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个思想是很对的。”他说，《科学文献索引》所收录的3000多个刊物，由美国费城科学信息所来选定，具有科学计量学基础，“不是随意的，也可以避免人情关系，对南大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有好处。”
但仅凭一个国际榜单衡量所有学科，也有不合理之处。龚放说，后来经过调研，曲钦岳对评价标准进行了改革，“他不是简单地否定，也不是一概地肯定然后硬推，而是做了科学处理，首先是划分出不同的系科，如果是SCI期刊占主流的系科，就要以SCI发文数量来评价，而其他系科，国内的顶尖学术期刊也可作数。”
2018年8月26日，南京大学2018级本科新生正式报到入学，新生在志愿者的引导下走向宿舍区。图/IC
当时，南大的领导层还逐渐认识到，和理科、文科相比，现代工程技术、医科等学科的发展更加不易。龚放对此解释说，“因为理科只要建好一个实验室，召集一批学者带着团队就能干起来，但是工科和医科需要氛围，需要企业和临床的支撑，学科发展相对复杂艰难。”他观察到，为发展医科，北大和复旦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即直接合并一所医学院，最终得到了好的效果。
1994年11月18日，南京大学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家组的“211工程”预审，成为国家首批7所“211工程”高校之一；1999年，南大和另8所高校，最早被列入“985工程”，被称为“C9高校”。龚放认为，南京大学在1990年代的学术辉煌，主要原因在于曲钦岳重视并亲自参加高等教育研究，真正把握了办学之道，“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为根本”。
而这与曲钦岳性格中的韧性也有关系。1950年代就读天文系时，他是系4×100米接力队的最后一棒，曾随队多次打破学校纪录。“跑最后一棒的人负责赶超，他不甘落人之后，当他接手南大的时候，尽管是历史上的低谷，他在任期间，南大在基础研究的学术榜上排名第一，并且领跑了7年。”龚放说。
重新思考“一流”
1998年起，国务院连续三年对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的管理体制和布局结构进行调整，一些高校合并，变身“巨无霸”。比如，浙江大学将1952年院系调整中分离出的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再度合并。而距离不远的南京大学则成了C9高校中唯一未与其他学校合并的大学。此后，在国内外发布的绝大部分高校排行榜中，南大排名皆在第六位左右。
龚放认为，进入21世纪后，南大被其他高校赶超，原因之一是错过了合并其他工科院校的时机。“南大之所以最终没能合并任何高校，是因为南京大学合并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从南大工学院发展起来的东南大学。”他回忆，2004年左右，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多名院士或老领导联名给高层写信，再度呼吁两校合并，龚放参与起草了合并方案。但这次努力，最终因一些细节问题再次不了了之。实际上，当时的东南大学已经颇具规模，并在2001年入选了985名单，与南京大学“联姻”并非易事。
那么，如果南京大学不与其他高校合并，能否成为一座“小而美”的研究型大学呢？在1997年前后，当时的南大领导曾让高教研究所研究过“普林斯顿模式”。这是美国常青藤联盟中与哈佛、耶鲁齐名的老牌私立大学，规模较小，崇尚纯学术研究，不设应用性强的学院，如商学院和医学院等。但在研究之后，龚放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南大无法遵循“普林斯顿模式”。“普林斯顿名声已成，经费充裕（捐赠甚多），而南大是公立大学，学不来。”
2019年6月18日，南京大学举行2019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3100余名本科毕业生被授予学士学位。图/IC
1999年，作为首批进入“985”工程的高校，南大当时定下的奋斗目标是：到2012年建成世界高水平大学，力争到2020年后，在建校120年之际，进入以综合型、研究型、国际化为重要标志的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2012年，时任校长陈俊在南大建校110周年之际发表演讲时说，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难度非常大，必须要有坚持不懈的思想准备。”“要回归大学之道，就必须坚持按教育规律办教育，按大学规律办大学，既要超越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大学建设管理模式的各种弊端，又要避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各种急功近利的恶性竞争给大学带来的伤害。”
南大开始反思曾助其学术起飞的“国际学术榜”。2022年4月15日，南京大学在其公布的《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中表示，在《南京大学“十四五”规划》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龚放说，如今的“SCI狂热”已经到了不得不喊停的程度，“南大当初引进国际期刊指标，目的是让师生们去国际舞台上与人竞争，推动理科的发展，而不是借助学术排行榜为自己贴金。学校的知名度是遵循‘大学之道’‘法乎其上’自然形成的一个结果，但不是办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但现在很多大学完全把排行榜当做指挥棒，排名和资源挂钩是本末倒置。”
2022年3月，南大校长、中科院院士吕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时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重心已转变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即提高原创能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抢占世界产业技术制高点。南京大学充分利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打造有战略目标、有攻坚团队、有创新平台、有战略任务和战略贡献的创新力量，努力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向建设“第一个南大”“走在中国大学最前列”的办学愿景阔步前进。
（本文参考《南京大学百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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