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体育在19世纪后半叶走向现代、走向大众，这一过程中，体育拥有了充沛的生命力，但也遭遇了一系列挑战和困难，其中最显著的便是“业余—职业主义之争”。在该争端中，业余爱好者将体育视为社交休闲活动，主张运动员应该与商业和金钱保持距离，从而保证体育运动的纯洁性和个人的道德底线。
但是对于职业运动员和体育产业从业者而言，体育则是一种具有极大商业潜力的经济活动。表面上看，冲突双方在争论现代体育的发展方向，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复杂的社会环境、频繁的社会问题以及论战双方的多元身份，都让这场冲突从爆发伊始便超越体育问题本身，成为时代变革的缩影。
“业余—职业主义之争”爆发于19世纪中叶，冲突双方最初主要是进行文字论战，80年代才进入白热化阶段，体育项目在此时开始分裂。
争端的爆发与“业余主义”兴起后中断了资本主义模式的“职业体育”的发展有关，当时社会精英为满足自身对体育活动的需要，创建了许多国家级、地区级体育管理组织，如国家赛马协会、业余划船协会、英格兰足球协会、苏格兰足球协会、橄榄球联盟，这些组织无一例外都采纳了“业余主义”原则，歧视那些将体育视为生意的职业运动员。
一些贵族和中等阶级上层男性，如德斯伯勒男爵，甚至兼任多个体育组织的主席职位，包括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MaryleboneCricketClub）、业余田径协会（AmateurAthleticAssociation）、业余击剑协会（AmateurFencingAssociation）、业余摔跤协会（AmateurWrestlingAssociation）以及业余草地网球协会（LawnTennisAssociation）。
管理者鲜明的阶级身份，让体育项目的管理机构及其定制的规则凝结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拳击、徒步、田径、网球、帆船和足球等体育项目中，其组织章程中都出现了对业余主义和职业主义的严格定义，可以说，“业余主义”泛滥最严重的领域便是各家体育管理机构，“业余—职业主义之争”中最直接的问题便是对机构管理权、章程和规则制定的争论。
例如，业余草地网球协会的规定——“接受与网球有关的任何商品或服务报酬（包括指导或授课）的网球运动员，将被视为职业选手，禁止参加锦标赛。”拳击运动中较早出现“业余—职业主义之争”。
1867年，为化解业余爱好者和职业者之间的矛盾，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运动员约翰·钱伯斯和第八任昆斯伯里侯爵约翰·肖尔托·道格拉斯爵士一起对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拳击规则进行了区分。
根据规则，拳击赛分为业余和职业两类，职业拳击手参加严格的专业赛事，比赛持续三个回合，以分数决定胜负，要求比赛双方必须战斗到其中一个人无法继续为止。业余比赛则是参赛选手之间进行“sparred”，即相互轻击（类似于训练），以避免过度伤害。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业余选手有维持自身形象的需求，而且他们认为在比赛中不择手段地击倒对手有辱体育精神。
徒步竞走是一项没有装备和场地限制的体育项目，但是其依然被区分为业余和职业两个类别，甚至学者认为，“从一开始，职业徒步者和业余徒步者之间就有了基本的区别。”这一现象与这项运动的起源密切相关，因为最早的徒步冠军通常是贵族和绅士们的脚夫或者信使。
1866年由伦敦和各大学的运动员组成了业余田径俱乐部，其目标便是“尽可能完全为各阶层的业余爱好者提供练习和相互切磋的机会，从而不必被迫与职业的跑步者混在一起。”在60年代，国家赛马协会也对“业余”和“职业”进行细分，并提出了“绅士骑手”的概念。
协会规定，想要获得会员资格，申请人要么是地方俱乐部成员，要么有贵族身份、要么是地方法官或者全薪官员、要么拥有一个礼节性的头衔，协会也允许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参加，但他们必须得到已经加入俱乐部或委员会的人提名。
到1900年，协会重新颁布章程，从本质上讲，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为等级限制仍在残存在其中——“合格的骑手是指那些从未受雇骑马的人，并且要具有以下身份之一：(a)绅士；(b)农民；(c)有选举资格；(d)加入地方民兵团的自耕农。”
赛艇项目中首次区分业余和职业选手是在1839年举办的亨利帆船赛（HenleyRegatta）中。虽然比赛章程未对参赛选手的身份进行明确限制，但它隐晦地表达了对职业主义者和下层民众的排斥——“任何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或伦敦大学的学院、伊顿和威斯敏斯特公学的成员，军队的军官或在参赛前是成立超过一年的俱乐部的成员都有资格参加本项赛事”。
1861年，官方在《赛艇年鉴》中明确排除了商人、工人、工匠或机械师等职业人员。1894年，业余划船协会发布的章程中则进一步规定了哪些情况下不能认定为业余选手，“1.曾在任何比赛中因为赌注、酬劳或入场费而划船或掌舵的人；2.曾在知情的情况下为了任何奖金与职业选手一起划船或与职业选手对抗的人。
曾为盈利而教授或协助任何形式的赛艇运动练习的人；4.曾经为了金钱或工资而受雇于船主从事体力劳动的人；5.现在或曾经以雇佣方式获得工资的机械师、工匠或工人，或从事任何琐碎工作的人……一律不得被认定为业余选手。”
英格兰足球协会（下文简称英足总）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压制职业足球，曾于1884年公开禁止职业球员参与当时唯一的国家级足球赛事，足总杯（FootballAssociationChallengeCup），但是商业活动的丰厚利润的诱惑以及职业俱乐部的压力，迫使英足总在次年又取消了杯赛对职业球员的限制。
苏格兰足球协会坚决反对英足总的“投降政策”，认为足球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将家乡的居民培养成勇敢、善于运动、有男子气概的种族，主张禁止为赚钱而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还认为应当强制执行这项规定。
因此，即便1885年英足总承认了职业精神，但苏格兰足球协会还是积极与业余球队合作，1892-93赛季苏格兰足协修改后的章程，仍对职业球员极端厌恶：“（a）属于本协会的任何俱乐部的成员都可以以职业主义为由抗议任何球员；（b）任何俱乐部以承诺报酬诱使球员离开其俱乐部的行为，均被视为违反体育道德，并有可能被取消协会会员资格。
（c）宣布为职业球员的俱乐部和球员的姓名应张贴在会务室，并在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通知各俱乐部……（f）任何球员参加足球比赛以获得奖金，都应被判职业犯罪；（g）如
果俱乐部在这种情况下故意确保任何球员的服务，或在球员停赛期间接纳任何球员为其会员，俱乐部将面临被足协停赛的责任。”
橄榄球联盟（RugbyFootballUnion）是反对合法化职业主义的主要力量。在1886年10月，联盟宣布：“如果一个人从他的俱乐部或俱乐部的任何成员那里得到任何金钱支付，或者收取补偿和训练费用，他都将被禁止参加比赛，即使是为俱乐部而秘密工作。”
1895年8月29日，联盟在哈德斯菲尔德召开会议，重申反对职业主义的立场，坚决的业余主义立场导致橄榄球运动在1895年分裂为两个阵营，来自英格兰北部的22家职业俱乐部脱离联盟，自行成立北方橄榄球联盟（NorthernRugbyFootballUnion），将职业主义作为指导性原则。
1900年，为防止个人或者团体接纳职业主义动摇联盟权威，官方直接将职业主义定义为非法行为，要求“未经联盟授权，所有俱乐部和组织不得为任何比赛颁发任何奖牌。”
和上述在“业余—职业主义之争”影响下被迫分裂的体育项目不同，高尔夫这项运动自诞生起便是上流社会的专属活动，因为只有他们足够清闲、足够富裕，可以承担打高尔夫所需的时间和财富。在当时，一位装备精良的高尔夫球手通常拥有多种款式的球杆，购买设备的费用可能与一名工人的年薪一样昂贵。
然而，在这项普通人不太可能参与的体育活动中，官方也对“业余”和“职业”进行了区分。业余选手是指“从未为销售高尔夫球、球杆或任何其他与高尔夫运动相关的物品的球手……从未因参加比赛或在比赛中授课而获得任何报酬的人；或者在1886年9月1日之前的五年里，从未在公开比赛中获得过奖金的人。”
总而言之，19世纪60年代后，业余主义者通过各种歧视性条款将职业主义者排除于正规体育运动之外，体育中的经济因素也遭到贬低，“职业主义”和“职业者”成为游离于正规体育赛事之外的丧家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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