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约评论员 任冠青
教育部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消息一出，我马上回头看了眼文件箱中各类厚沓沓的证明材料。那是我回国后拉着长长的流程清单，奔走在留学服务中心、单位人力部门和社保中心等部门的“成果”。有了它们，我才能顺利地办理就业、社保和落户。
回国以后，许多小伙伴的日程表第一项不是抓紧找工作，而是证明自己出国学习过，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则是开启这一漫长“打怪升级”之路的第一步。学成回国前，申请者要准备好学位证书、I-20、I-94、个人护照等一系列原件和复印件，然后在线填写申请表，并邮寄到中国大使馆教育处或总领馆。
我和同学曾经笑称，这一过程简直治好了我们的拖延症和马大哈病。因为一旦中间出了bug，无法如期拿到这一证明，就会使此后的每一步都寸步难行。比如，入职时正规的招聘单位都会看你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而这一证明的办理材料之一便是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我的一位朋友也因不知道要在回国前申请，此后又迟迟没收到漂洋过海而来的证明，便错失了当年在单位的落户指标。在北京，不少留学生都会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落户，在“回国两年内申请”这一限定条件下，即便紧锣密鼓地办理手续都可能刚刚赶上，更不用说因缺少一个证明而耽搁一年了。
其实，留学回国人员证明的最初产生，有着自身的时代背景。在互联网并不发达、政务信息共享不够普遍的情况下，这一证明能够发挥核查和甄别功能，防止有人在“克莱登大学”混学位，使留学生归国就业市场更加规范。
可是在国家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和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这样重重叠叠的繁琐流程就显得有些落伍了。我在办理回国手续时，就发现不同证明之间的作用有着较大范围的重合，一些材料的开具和办理必要性并不大。比如，要认定留学事实、质量和身份，完全可以通过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一个材料加以证明。在一些明明可以在线办理的情况下，申请者却必须于每个节点都到现场办理。我的一位同学就曾因在外地工作，不得不找黄牛帮忙领取。
对此，相关部门有必要重新梳理流程和材料清单，以必要性要求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加以精简，真正让留学生们“最多跑一次”。
记得我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往往要在工作时间跨越大半个城去排队，来回跑过十几次。当一切落定后，我问出了最想问的那个问题：“请问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办理了？”工作人员以一副“很懂你”的表情答道：“是的，恭喜你。”
其实，让群众少跑腿听起来很抽象，却切切实实地关系到他们的真实生活，对于回国后要忙于求职、创业的留学生们来说更是如此。尽量减少对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干扰，是服务型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可以通过技术赋能，打通信息孤岛，打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积极推进一网通办，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比如这几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已实现公派留学、学历学位认证、留学存档等业务的在线办理。比起事事需要本人现场办理的不必要要求，这一改变显然更为人性化，也有利于相关部门的高效运转。
这一次，留学生们正式和留学回国人员证明说再见，也是使他们归国流程更为清爽的重要一步。
责任编辑：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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