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德国女性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合格的妻子和母亲。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接受音乐教育是非常困难的，其方式也有着很大差异。
经过发展，德国的音乐教育彻底转变为高度发展的状态。研究19世纪德国女性音乐教育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德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情况，并反思当代中国的高等音乐教育。
19世纪德国女性音乐教育德国中世纪的教育由教会垄断，主要传授宗教知识，音乐教育以咏诵圣经需要的歌唱为主。
随着宗教改革，德国的教育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教育的控制权由教会逐步转变为国家，并大力推行义务教育，音乐教育也被列入必修科目。
同时，出现了一些教育团体，这些团体培养女性的思想观念，并提高她们的家务技能。
至启蒙运动时，德国女性教育虽有所发展，但仍带有明显的阶级和性别烙印。
至19世纪，社会对于女性教育的观念仍非常狭隘，从当时女性音乐教育的观念和方式、女性音乐家的处境两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女性教育的状况。
女性音乐教育的观念和方式在女性音乐教育观念方面，19世纪人们对于女性的期待和教育的培养方向是让其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而并不是将她培养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从一些言论可以看出，这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和妇女接受教育所遵循的主旨。
例如，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曾提醒男人们不要给妻子受教育的机会。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女人所受的全部教育应当和男人有关……女人是为了委身于男人， 忍受他的不公正而造出来的。”在基本教育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女性要想接受音乐方面的教育就更难了。
在女性音乐教育的方式方面，普通女性和贵族女性有很大差异。普通女性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接受音乐教育。
德国初等教育的全面普及促进了女子中学教育的缓慢发展，而高级女子学校则成为一种发展较快的新生事物。
同时，各类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起来，并且经过旁听课程、对大学进行课程改革等一系列的努力，高等教育也逐步向女性开放了。
但19世纪学校的音乐教育还是以歌唱课为主，重视音乐与宗教的联系，教师水平参差不齐。
贵族女性主要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接受音乐教育。成长于优裕家庭的女性，自然有条件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
家庭教师中不乏名师，其中也包括肖邦和李斯特这样的大师。而音乐世家、贵族家庭或修道院这样的环境，也非常适合女性音乐家的成长。
但这些贵族女性学习音乐是为了成为上流社会的淑女，而不是职业音乐家。
女性音乐家的处境在19世纪以男权为统领的社会现实下，不仅女性接受音乐教育很困难，女性职业音乐家们也面临着性别偏见和多重角色的压力。
这导致女性音乐家们的创作举步维艰，她们的才能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首先，她们面临着性别偏见。当时的社会存在着性别偏见和女性劣等性的观念。
这种性别偏见不仅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偏见，还表现为女性音乐家们对自我创作能力的否定。
当时男性认为女性天生不适合创作，这种观点曾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甚至是70年代。
“为了证明女人在这一方面的劣等性， 反对女权的人们不惜利用宗教、哲学和神学， 还运用了生物学、试验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进行证明。他们最多愿意给另一个性别‘有差别的平等’, 即女性与男性平等权的讨论是以男性特征为前提的，并把女性放在低于男性的地位上。”
在男权社会下，甚至连女性音乐家自己都存在着对于性别的自卑和否定。
以19 世纪著名的女性音乐家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为例，她从11岁时就开始作曲，并以演奏家的身份响誉欧洲乐坛。
即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她对自己的创作能力都曾一度持怀疑态度。
其次，她们面临着多重角色的压力。
女性的多重角色使她们在当时以男性和家庭为中心的主导思想下，着力于管理家庭、抚育子女、扶持丈夫等方面的工作，很难有精力坚持创作。
法国存在主义的女权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说：“男人、家庭和社会把女人禁锢在厨房里、婴儿边和婚床上， 这就剥夺了她与他并肩攀登智力高峰的机会。家务劳动，由于可以和母性事务协调一致， 注定要由她来干，同时又把她禁锢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之中。它们千篇一律地、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种情况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 几乎毫无变化地延续下来。家务劳动产生不出任何新的东西。”
德国音乐教育的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的地位有所提升，19世纪德国女性音乐教育得到了发展，从而改善了女性音乐家的处境。
同时，经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德国整体音乐教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9世纪德国女性音乐教育的发展在工业化时期，帝国统一、经济快速发展、观念逐渐开放等一系列巨大变革在推动德国文化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改善了女性的教育和生活状况。
而女性主义的兴起更是有着巨大的作用，女权主义者极力呼吁为女性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使得社会对于女性的传统观念得到转变。
并且为适应工作需要，女性自身也主动追求更好的教育。
工业化发展对女性教育的促进工业化发展对女性教育的改善主要体现在社会发展和女性自身两方面。首先，在社会发展方面，女性教育水平全面提高，扩大了女性的就业选择，更多女性参与到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
有两方面因素促进了工作的现代化和劳动方式的转变，从而促进了这一过程：一是“劳动力的集中化和分工细化，以及工作实践的‘非技能化’”;二是“新技术及新机器的发明与使用。”
19世纪中期以后，许多行业都出现了女性。
一些以往被认为不适合女性的行业，如学术、医学、法律和商业等，也都逐渐向女性开放；而在一些以往就被认为适合女性的行业(如教师等)中，女性的数量大大增加。
至19世纪后半期，女教师人数占比已超过五成。其中，女子学校的教师几乎全是女性，她们多经过专业培训并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
另外，没有经济压力、无需工作的中产阶级女性也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并开始学习管理、筹集资金、举行活动等知识，扩展了眼界。
其次，在女性自身方面，教育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其自身价值。
在17、18世纪的德国，婚姻束缚了女性，女孩婚后根本无法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当时社会普遍认为丈夫是家庭的代表和中心，而女性只是依附者。
19世纪中叶以后，女性也开始承担起养家的角色，经济上的独立使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也促进了女性自身观念的改变和自我价值的体现。
女性主义兴起对女性音乐教育的改善女性主义运动最初是要扭转妇女被男人边缘化或服从于男人的状况，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形式中，建构一个更为平等和包容的社会。
在著名女权领袖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于1791年发表《女权宣言》时，女性主义运动就已开始。
18世纪后期在巴黎出现了女权俱乐部，19世纪女权主义逐步成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
女性主义理论可以追溯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92年出版的《维护妇女权利》。1960年底政治动荡期间，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出现了。
在音乐领域，20世纪70年代的音乐学家们开始重新研究女性作曲家；80年代女性主义成为音乐学的主要关注对象；80至90年代苏珊·麦克拉蕊(Susan McClary)、玛西亚·希特伦 (Marcia J. Citron) 、露丝·索莉 (Ruth A. Solie)等人开始研究过去女性作曲家被边缘化的文化原因。
在19世纪，女性主义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女性音乐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这一时期大量的国立音乐学校建立。
威尼斯(ospedali)和建立在德国、法国的旨在培养专业歌唱家的音乐学校是19世纪最早的音乐学校。
在德国，从1843年成立第一所莱比锡音乐学校开始，科隆、柏林和法兰克福等音乐学校相继成立。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学习音乐的女性学生数量得到大幅度增长，男女生比例也从一开始的“男多女少”转变为了“女多男少”。
据统计，“当莱比锡音乐学院于1843年成立的时候，第一个班由33名男性和11名女性学生组成。到了1868年，也就是在它成立25年之后，这所音乐学校已经有1 420 名学生毕业：其中有975名男性和445名女性。到了1878 年，也就是法兰克福的Hoch音乐学校成立的第一年，这里有97名女性和42名男性。”
在这些学校中，男女是分开接受教育的。
一开始对于女性的培养是偏向于表演人才，而非作曲家和指挥家的，且很多音乐学校会根据性别区分课程。从1883年开始，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
这些音乐学校的建立对女性音乐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它使更多女性有机会接受音乐教育，为培养女性音乐家创造了更好的环境，也为职业女性音乐家们提供了更多的教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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