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留学》杂志作为留学行业一线的专业垂直媒体，发起了针对留学行业的摸底与探查活动。
自2021年3月15日开始，《留学》将用6个月的时间，围绕“留学事务所”11大办事处业务内容，探访留学行业内的语培机构、留学中介、移民置业机构、出国金融服务机构等广大留学生家庭关注的机构和企业。
本次活动旨在推动留学行业信息透明化进程，敦促从业者坚守职业道德，搭建留学行业机构（企业）与消费者间诚信为本、真诚沟通的平台，帮助更多学子顺利实现留学梦想，让留学行业更加繁荣健康地发展。
就留学行业而言，学生和家长作为消费者，购买的是留学机构提供的服务，而他们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这是全行业关注的问题。
留学申请非小事，无数留学家庭在申请路上擦亮火眼金睛，就为了能够选择一家质量过硬，值得信赖的中介机构，为留学路保驾护航。
而要是不慎落入“黑中介”“黑培训机构”的陷阱，不仅浪费高额金钱，还会直接影响申学和录取，更有甚者，耽误了学生的前程。
《留学》杂志策划的“名企探营”活动，就是要深入企业内部，揭露行业内幕，与机构/企业负责人直接对话。在探营途中，《留学》记者将充当先头部队，全方位探查并展现企业与机构的经营情况、服务能力、产品优劣，帮助消费者进行研判。
3月30日，我们开启了本次探营活动的第二站，这一次，我们来到的是一家在行业内“家喻户晓”的艺术留学培训机构——斯芬克国际艺术教育
我们采访了斯芬克CEO郝斌。他曾任新东方前途出国副总裁，是中国艺术留学教育专家。
来看看，面对《留学》记者的“麻辣问题”，他会如何接招呢？
Q：《留学》记者
A： 郝斌
突击快问：
1、长达一整年的新冠疫情冲击，对斯芬克有什么样的影响？国家禁止线下培训机构开课的政策是否影响了斯芬克的招生和授课？
郝斌：客观来说我们跟整个留学行业一样，业务节奏和做业务的方式方法受到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但我们前段时间做早申数据分析的时候，发现去年整体出国人数是下降的。可是像美国、英国、日本这些主要留学目的国顶尖的艺术类学校的申请人数没有任何变化，甚至比原来申请人数更多，竞争更激烈。所以去年申请顶尖学校的难度比往年大了很多，我们的难度就在于帮助客户成功拿到这些学校的录取，这是对我们业务最大的影响。
其实，每年这个时间都是申请季，是预留学家庭做重要决策的时间，坦率说，去年这个时候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大部分的家长在决策方面都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今年这个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基本上跟往年没有疫情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觉得我们还算比较幸运的，一个是我们依托于新东方集团体系，会支持我们在疫情期间应对、化解危机，为我们提供系统性的支持，让我们有能够面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让我们比起同行业来讲，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冲击和影响。
2、相较于市面上其他艺术机构，斯芬克的特点及优势是什么？
郝斌：我们跟其他机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背后有新东方体系。资金上的支持并不是我们受益最大的地方，让我们受益最大的是新东方体系的赋能。因为新东方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价值观和方法体系，我们进入新东方体系后，得以将这些传承下来。
新东方当时收购斯芬克就是因为斯芬克的价值观跟新东方集团整体匹配度是最高的。越到危机的时候，越到行业遇到很大挑战的时候，价值观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就越大，所以当初全行业，包括传统留学行业在疫情期间都有裁员、降薪问题，做一些成本控制的手段，但是我们整个新东方集团包括斯芬克都没有发生这个问题。
经营情况：
3、疫情期间，是否有学生要求退费？
郝斌：退费肯定有，因为有些学生对于留学这件事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面对巨大的投入，选择必定会更理性。
比例上来讲，可能出国读研究生的同学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有更多选择；相对的中学生就会少一些，因为有些学生读的是国际学校，只有出国一条路。
4、斯芬克接到最多的客诉是什么？学生退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郝斌：我们接到最多的客诉是由于客户自身期望和实际情况之间产生的落差。因为大家对于事物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些学生的目标专业和院校，以我们老师的评估或者经验，会觉得他差的有点远；有些学生是目标定得太高，又不想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加之时间也有限，就会产生结构性矛盾。我们特别能理解，这是不断鞭策我们进步的动力。也是我们给客户创造价值的机会。
清华的学生申请到宾大，可能斯芬克在申请过程里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今年有一个佛山科技学院的学生申请到宾大建筑专业研究生的正式录取，说实话，这是我们全体斯芬克的同事觉得无比振奋和自豪的。老师在这个学生身上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所以他做出来的作品真的很好，虽然本科阶段他没有接受过特别好的训练，但是斯芬克给了他赋能和提升，以至于他虽然读的是佛山科技学院，但是他跟清华的学生一样有机会去世界最好大学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服务情况：
5、疫情期间，斯芬克是否开设了线上课程？这类课程效果如何？
郝斌：疫情中，我们的教学一天没耽误，受惠于新东方集团本身就具有的线上教学支持，我们把所有的课程一夜之间全部搬到了线上。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艺术教学其实也可以拆解和结构化，可以方法论化，而且线上和线下的课程完全是可以有效结合的，我们的教学中很多模块是可以拆解的，有些部分完全可以用线上的方式来实现。沉淀下来以后，我们发现有很多课程甚至效果比线下的还好。
疫情以后，整个新东方都在做OMO学科教育的深入探索。目前，我们正在升级课程体系。我们可以分散组合不同领域的老师给学生赋能，尤其是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模块，通过线上的方式，我们可以集合全国最优秀的老师，通过直播、录播、在线互动等方式来做集中交付，这实际上是很好的办法。
服务流程：
6、能否从学生前来咨询开始，介绍一下具体的服务流程？
郝斌：从学生前来咨询开始，我们会根据他申请的专业方向，从专业角度匹配他的任课老师，安排老师的教学和时间整体规划，让学生进入到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这个领域跟传统留学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最终的交付物是offer，但offer前面还会有实际的作品产出，我们会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交付和结果。比如说申请研究生，可能一般学生要做四到五个项目，我们按照项目来划分阶段，每一个作品在产出结果的时候都需要有审核，斯芬克的教研团队根据学生申请的学校和专业进行评估，审核作品水平是不是符合目标学校的要求，此后再进入到正常的留学申请环节。
我们今年还对服务流程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那就是把学生学校和专业的选择放在相对中后期进行，这是因为艺术类专业的划分特别细致，看起来相似的两个专业发展方向往往南辕北辙。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给与学生评估和建议，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确定和认知自己的目标学校和目标专业。
师资成本：
7、斯芬克的教研团队中留学生占比多少？雇佣这类老师的成本高吗？
郝斌：我们全员基本上都是留学生，这也是行业的准入门槛。
我们的老师一定要是在国外接受过最顶尖艺术教育的，我们有几位罗德岛本科毕业的老师，你看过就会发现，他们接受的训练方法，和磨炼技能的模式确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人才招募上，光是在国外读一个研究生的学位，我们还不是特别OK，我们更喜欢本科阶段就在国外读艺术专业的老师，最好是本科最重要的三四年在英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最好的艺术类的院校学习，甚至是高中就开始留学的老师，他对艺术的理解深度，功底等各个方面完全不一样。
在整个教育培训领域里，斯芬克老师的薪酬标准是比较高的，甚至是整个新东方集团内部最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整个公司这个领域的运营成本是很高的。
行业看法：
8、对于现下的国际教育领域，您认为艺术教育的前景如何？
郝斌：我对我们整个行业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大家能看得到他背后上游行业的发展。按照人才供应链的角度，其实我们是给这些主要行业供给人才的一个功能机构，我们的毕业生学成归来，做设计师的，做独立艺术家的，做音乐人的，看到他们所对应的这些行业在中国蓬勃发展，我们也觉得充满信心。
国家综合发展的必然规律：制造大国下一个阶段一定是科研大国，科研大国下一个阶段是设计大国。中国现在从制造强国发展为科技强国，下一站就是我们这个领域，这是时代越来越明显的需求。
我觉得未来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的创始人，最了不起的电影人，最了不起的音乐人，最了不起的产品设计师，毫无悬念的一定是从我们斯芬克这样的机构里面走出来的人，这一批人是最有可能成长为这样的人的，他们一定会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9、斯芬克如何平衡规模化经营和艺术教育的定制化特点？
郝斌：我觉得最核心的两个方面，第一，我觉得其实个性化或者说创意教育，本质上跟模块化，方法论化，结构化不是互相矛盾冲突的关系。即便是艺术创作，艺术家，他创作也是有规律的。我们罗德岛的老师，在罗德岛第一年，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是经过魔鬼训练的一年，而罗德岛几十年都是这么培养学生的，罗德岛培养出去的难道不是极具个性的艺术家吗？全是。但是他的培养方式是有深刻规律在里面的。
但是每个学生的情况、程度、水平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的方法论的匹配，这样才能够确保每一个老师教学生的方向是对的，让学生做出来的东西跟目标学校的要求是匹配的。
学生的色彩、结构、造型、创意、技能熟练度、主题明确度等等都有很多的评价维度，这些都是可以被标准化，可以被衡量的，但这种衡量标准比一般单纯的分数要复杂很多，所以我们做作品的评估和把关，也要借鉴这些评价标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教学逻辑和评价标准与顶尖的艺术院校要求产出的作品是一样的，这是已经沉淀了几十年的教学模式，被事实证明非常科学有道理的这些方法论，我们会全面植入到教学里面去。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为确保每期探营活动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我们也将与每一家机构签订“承诺书”。(刘薇禛平)
来源： 《留学》杂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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